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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乔纳森·格雷泽

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用一种极其冷静、甚至可以说冷酷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作恶”的故事。

它让我们看到，最深重的罪孽，并非只由青面獠牙的恶魔犯下；恰恰相反，它可以在一个鸟语花香的花园里，由一群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诗意地完成。

导演乔纳森·格雷泽在拍摄时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选择：他将镜头牢牢地固定在墙的这一边，让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生活的窥视者。我们看不到墙那边的任何景象，却无时无刻不“听见”它的存在。

于是，影片提出了一个比直视惨状更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当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罪行，成为一个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日常背景时，善与恶的界限在哪里？

在追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完成了它真正的意图——并非重现历史的伤痛，而是剖析人性中那片可以隔绝、麻木、甚至无视一切苦难的“利益区域”。

被默许的日常

墙的这边，是霍斯一家人精心打造的“人间乐园”，女主人海德薇对她的花园尤其引以为傲。

园子里有各式各样的花卉和蔬菜，夏天的时候还会放上蜂箱，采集香甜的蜂蜜。

为了把家园和隔壁的“另一个世界”彻底隔开，她还特意种了葡萄藤来覆盖那面墙。

家里设施齐全，游泳池、温室、滑梯应有尽有，孩子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成长着。

闲暇时，霍斯会带着家人去河边钓鱼、游泳。夫妻俩会在床边温馨地聊天，父亲也会给女儿讲睡前故事。

海德薇把这里打造成了她梦想中的家园，她曾对丈夫说，我们想要的一切，就在家门口，孩子们强壮、健康又快乐。

而墙的另一边，则是真实的人间地狱。虽然电影没有直接展示墙那边的景象，但无处不在的声音在时时刻刻提醒着观众，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什么。

枪声、犬吠、惨叫、哭嚎，这些恐怖的声音，构成了霍斯一家人生活的“白噪音”。

导演乔纳森·格雷泽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筹备，通过这种独特的声音设计，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惊悚感。

霍斯一家人并非不知道一墙之隔正在发生什么，但他们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建立在他人苦难之上的“幸福生活”。

更讽刺的是，女主人海德薇每一次对花园的痴迷、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都是在用“美”来掩盖和合理化“恶”。

花园里的花草蔬菜长得异常茂盛，是因为它们以人类的骨灰作为肥料；她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钻石，是因为这些财富从犹太囚犯的牙膏里搜刮而来；她骄傲地告诉母亲，丈夫称她为“奥斯维辛女王”；甚至，她还会试穿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皮草大衣，涂上她们的口红。

孩子们也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大儿子会借着手电筒的光，在床上把玩犹太人的金牙；哥哥会把弟弟关进温室，模仿毒气室的“嘶嘶”声，看着弟弟挣扎求饶，脸上才露出笑容。

在孩子们看来，这只是打发闲暇时光的游戏，可对于一墙之隔的犹太人来讲，这是真实而残忍的屠杀。

平庸之恶的诞生

作为一家之主的霍斯，他冷静、专业地与工程师讨论着焚尸炉的设计图纸，以期让它更高效地运转。

那些即将被谋杀的生命，在他们口中变成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比如“卸货”，比如“装货”。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

作恶者并非都是穷凶极恶的恶魔，他们也可能是普通人，是尽职尽责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只是在“完成工作”，在自己所处的“利益区域”里追求着向上流动的生活。

这种“平庸之恶”的根源，在于一种“累积式激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指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周密的计划，而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极端的。

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还是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其最初的目的都并非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由下至上，由无数普通纳粹分子的主动性共同造成的结果。

作为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霍斯本人就是这一过程的缩影。

他所管理的奥斯维辛最初并非为屠杀犹太人而建，但在他的“努力”下，集中营的功能被不断改造，以迎合纳粹高层越来越激进的目标。

里斯在书中还提到，许多纳粹行凶者与斯大林或日本帝国体制下的战犯不同，后两者常常将罪行归结于“执行命令”等外因。

而很多纳粹分子，包括霍斯在内，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一种被内化于心的信念，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所做之事是“正确”且必要的。

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让他们在作恶时拥有了更大的决定权。

正在受审的鲁道夫·霍斯

当近距离射杀的血腥场面成为一种负担时，正是霍斯在奥斯维辛率先用齐克隆B毒气进行试验。

目睹了这种更“干净”的杀人方式后，他甚至感到如释重负。

一丝人性的微光

一片黑暗之中，导演还是为我们保留了一丝人性的微光。

影片中，穿插了几段用军用热成像仪拍摄的黑白画面：一个当地的小女孩，在深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在囚犯们白天劳作的地方藏下苹果。

这些黑白的、仿佛不真实的影像，与影片主体部分的亮丽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热成像技术捕捉的是热量，是生命体征的客观存在。当霍斯一家沉浸在色彩明媚却毫无道德温度的生活中时，这几段影像告诉我们：人性中最本真的暖意，并未被完全吞噬。

它不再是主观的情感表达，而是一种可以被仪器探测到的、物理性的存在。这种温暖，正是霍斯一家人所彻底丧失的东西。

当然，这种非自然的、近乎鬼魅的视觉呈现，也让女孩的善举带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导演似乎在刻意制造一种疏离感，让我们不禁自问：在如此极致的邪恶面前，善良是否已经变得像一个遥远、模糊的梦？

感动之余，女孩的行为更增添了几分孤勇与悲壮。

结语

影片的结尾，霍斯在走下一层层黑暗的楼梯时，突然开始恶心干呕。是他内心深处仅存的良知在不安地闪动？还是他对日复一日的杀戮产生的生理性厌恶？我们无从知晓。

紧接着，镜头切换到了今天的奥斯维辛纪念馆。

工作人员正在打扫场馆，那些堆积如山的鞋子、那些被焚尸炉熏黑的墙壁，都在无声地控诉着当年发生的一切。

《利益区域》让我们看到，深重的罪孽有时候并不来自于遥远的怪物，而是很可能根植于我们身边追求着平凡幸福的普通人之中。

在一个将罪恶合理化的体系里，人性是何其脆弱。正如一位集中营幸存者所言，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在不同的处境下，同一个和善的人也可能变成可怕的施虐者。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标识，写着“劳动使人自由”

然而，电影的意图并非引向绝望。

它让我们反思，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又在对哪些“墙”外的哭喊声充耳不闻？为了我们舒适的生活，我们又在默许和无视哪些远方或身边的罪恶？

它迫使我们去听见那些被历史的墙隔绝、被当作白噪音的哭喊，并提醒我们，保持清醒、拒绝麻木、铭记每一个被漠视的生命，或许才是我们作为“人”所能给出的，最有力的回答。

参考资料：

写字的乌鸦：《尺度禁片，导演一度拍到崩溃！奥斯卡最佳，让人脊背发凉...》，乌鸦电影。

林凡：《限制级“恐怖”，奥斯卡最佳》，梵高看电影。

撰文 | 张鹤妍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