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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村里这些事，过去都装在老人肚子里。再不记下来，以后有些事情就说不清了。”始兴县李屋村舞火龙传承人李育对说。
在始兴县司前镇李屋村，一批年轻人围绕舞火龙习俗走访村民。他们询问火龙怎样扎、在什么时间舞、仪式发生过哪些变化，也把老人讲述的故事同祠堂、民居和现有资料相互印证。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南雄和乳源。
2026年，广东启动《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首批选取30个县（市、区）开展试点。韶关南雄市、始兴县、乳源瑶族自治县同时入选。按照韶关市工作方案，三县今年计划完成125个行政村的编撰任务。
盛夏以来，多所高校师生与省委党校有关团队进入村庄。他们访老人、翻族谱、查碑刻、拍古建，也走进田间、产业基地和公共服务场所，记录村庄近年的变化。
“我们希望编出来的，不是一本只有少数人看得懂的资料，而是村民愿意翻、能够讲、今后还能用的书。既要把村庄的来处写清楚，也要把这些年发生的变化留下来。”韶关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行动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每个行政村拥有一本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的乡土读物。它写村庄从哪里来，也要回答村庄怎样走到今天。
三个试点县，三种乡土样本
为什么是韶关？从三个试点县的文化禀赋看，答案藏在粤北乡村层层叠叠的历史纹理中。
南雄的村庄，往往连着迁徙与开基的故事，也保存着厚重的红色记忆。中原南迁、姓氏宗族、民俗传承和苏区历史，在乡村空间里彼此交织。
在乌迳镇新田村、官门楼村，韶关学院师生走访古祠堂、古街巷、乌迳古道以及红色遗址，向宗族长辈、民俗传承人、老党员和革命先辈后代了解村庄往事。新田村的南迁宗族文化、板凳龙民俗，官门楼村的红色口述史料，由此进入各自的编撰框架。
“这些遗址就在村里，大家每天从旁边经过，反而很少有人系统地讲它们背后的故事。年轻人进村后，一件一件追问，我们也重新把许多零散的记忆接了起来。”南雄市乌迳镇原新田古村理事会会长李云龙说。
在油山镇孔村、下惠村，惠州工程职业学院团队从村落源流、宗族迁徙、古地名和民俗演变入手，把村民口述与族谱、古建筑、村史档案相互比对，重新接起关于“从哪里来”的线索。
始兴呈现的是另一种乡土面貌。客家围楼、古村、古墟、宗祠和传统技艺密集分布，同一县域内，不同村庄也有不同的文化切口。
在李屋村，暨南大学学生围绕舞火龙习俗走访传承人和高龄村民；在满堂村，满堂客家大围及周边古建成为梳理客家迁徙的重要实物；在风度村，百年学校旧址、宗族迁徙与红色历史又构成另一条叙事线。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则从地名、古围、古墟和产业变迁寻找各村特点：围下村追问村名由来，周前村记录船形古墟，皇沙村把传统酱菜制作与光伏产业同时纳入视野。“一村一史”的前提，正是先看见“一村一特色”。
到了乳源，过山瑶迁徙、盘王节、瑶绣、瑶药和民族村寨生活，构成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图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团队深入桂头、一六、大桥等镇村，在整理建村沿革、民俗技艺的同时，也记录水电建设、整村搬迁、公共服务改善和基层治理。
“以前讲村里的历史，容易只讲祖辈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现在还要把搬迁以后住房、道路、产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写进去。几十年以后，这些也会成为村庄的历史。”村民赵小芳说。
南迁文化、客家文化、瑶族文化以及共同留存的红色记忆，在韶关交汇，使南雄、始兴、乳源成为观察岭南乡村多样性的一组样本。
听人、找物、看变化，把村庄重新读一遍
村史怎么写？答案不在办公室里。
根据工作安排，编撰团队驻村开展不少于5天的脱产调研，按照统一指南搜集资料，初稿提交村“两委”和村民征求意见，再经县级初审、市级复审。
这套流程背后，是一种朴素而严谨的方法：听人、找物、看变化。
先听人。许多村庄的日常史没有进入正式档案，却留在老党员、老村干部、非遗传承人和普通村民的记忆里。抗美援朝老兵、退休教师、赤脚医生、前妇女主任，也在始兴的调研中成为讲述者。
他们讲的不只是大事，还有打井取水、上学行医、生产劳动等具体生活。宏大的时代变化，由此有了普通人的温度和尺度。
再找物。族谱、旧账本、老照片、碑刻、生产工具，围楼、宗祠、古树、古井和旧校舍，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
口述史最鲜活，也最需要校验。老人记忆里的年份可能模糊，同一件事也可能存在不同说法。编撰者要把口述、文献、实物和影像放在一起核对，区分可以确认的事实与仍待考证的传说。
“口述是打开村庄历史的一把钥匙，但不能听到什么就写什么。同一件事要尽量找到不同讲述者，还要与族谱、档案和实物材料相互印证。这样写出来的村史，才经得起时间检验。”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才说。
最后是看变化。调研队伍不仅走进祠堂和老屋，也走进农田、产业基地、村民广场和党群服务中心；不仅问“以前怎样”，还追问“后来为什么变”“现在如何运行”。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不是被动接受采访的对象。目标是要让村民成为村史的书写者、讲述者、传承者和受益者。初稿回到村里征求意见，既是核实史实，也是在形成共同记忆：什么值得留下，怎样表述才贴近村庄自身，都需要村民参与回答。
写过去，也为新时代乡村留下坐标
如果只写古迹、族谱和民俗，一部村史很容易停在怀旧。此次编撰工作的一个鲜明要求，是以展现近年来乡村发展变化为重点，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写进去。
在乳源桂头镇王龙围村，学生关注连片农田、大型农机和无人机植保，也记录村民广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农耕仍在延续，但生产方式、公共空间和村庄面貌已经改变。
在大坝村、七星墩村、东岸村，调研从建村溯源、民间民俗延伸到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和基层治理。村干部提供整体脉络，老一辈村民补充亲历细节，普通农户讲述生活感受，不同视角共同构成一座村庄的当代切面。
在始兴，一些团队把从井水到自来水、从传统粮食生产到产业转型的过程写进普通人的生活；有的村庄把洪灾、整村搬迁、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房风貌提升放进同一条时间线；皇沙村的酱菜制作与光伏产业并置，提示人们，传统与现代正在同一片乡土上同时发生。
南雄的调研同样没有停留在宗族和红色故事。各团队还梳理产业迭代、民生改善、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让“如何走到今天”成为村庄叙事的重要部分。
路从哪里修来，水怎样通到家中，产业如何更替，村庄为什么搬迁，公共服务怎样进入乡村——这些变化对亲历者习以为常，却可能随时间推移失去细节。把它们写下来，是为今天存档，也为后来者理解乡村发展保留坐标。
不止于成书，留下可以生长的文化档案
编撰村史最终交付的是读物，过程中形成的却不只有文字。访谈录音、口述记录、老照片翻拍、古建筑影像、族谱和档案线索、产业与治理资料，共同构成一份更完整的乡村文化档案。
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这些资料可以为村史馆、乡村展陈、非遗保护、研学课程、农文旅资源梳理和地方研究提供基础。它们能否长期保存、持续更新，仍取决于后续归档、数字化和使用机制。
对于参与编撰的青年学生，这也是一次实践育人。田野调查要求他们放下预设，学会提问、倾听、核实和表达。课堂里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在一条道路、一次搬迁、一项产业和一户人家的生活变化中，变得具体。
“进村以前，我以为村史主要写过去。真正开始访谈后才发现，一条道路怎样修起来，一次搬迁怎样改变生活，一个产业怎样进入村庄，同样需要被认真记录。我们不仅是在写村史，也是在重新认识乡村。”参与编撰的高校学生代表卢颖儿说。
学生是记录者，村民也是老师。年轻人的提问有时也像一面镜子，让那些平日很少被郑重谈起的旧地名、老手艺和普通人生，重新进入公共视野。
从南雄到始兴，再到乳源，一批人正在为村庄寻找旧线索，也在记录新变化。一本读物有完成之日，村庄的历史却不会停止。
“一村一史”真正要留下的，或许不只是书架上的一册书，而是一个村庄讲述自身的能力：知道从哪里来，看见怎样走到今天，也把正在发生的生活，郑重地交给未来。
南方+记者 范永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