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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申思内心的积郁应该是很重的。

2026年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当年比申思年纪还要小的国家队俱乐部各级队友们，正作为嘉宾解说着世界杯，这些嘉宾中，有些人转向职业教练，都在认认真真吃足球这口饭，而且吃得不错，不仅有曝光率，有时还被当作偶像宠着。

反观自己，即使投身青训，身份也要藏在幕后。申思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上他的姓氏，是可以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不过一念之差，终身被禁足。更何况当年的事件，南勇以权力相压，实在是没有人敢抵挡。南勇找到申思，看中申思不敢反抗又比较听话，这与外届的说法是一致的，相信当年南勇曾把要找的人列过一个名单，今天活跃在解说与娱乐界的退役球员中，有人的名字被写上又划掉，因为这些人不听话、嘴又不严。

只有申思，听话又本分，嘴比较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的事件里，倒也合理。

但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正确的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加了世界杯解说，当年孙老师不仅受到各种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是他扛住了一切，现在孙老师享受的荣誉和尊重，与当年他做出的选择是成正比的。

至于有人故意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呢”，用这个观点来模糊事实，把申思的打人行为当作敬业，这更是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是敬业，打人不是因为有责任心，打人不是为了纠正球员的某个不正确的动作，打人不是因为被打者不听话，实际上受害者不敢动弹的。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人脉组成强大的关系网下，打人者无形中对被打的人，拥有主人一般的权威。

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认为自己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能卡住被殴打者，他不打人的原因是不敢。打人的原因，是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有很多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球员付出很多，又比如他这些年不论挂着顾问还是股东的身份，青训效果都非常好，又比如当年，申思是因为胆小老实而被南勇操控，申思在当年的假球事件上主观过错并不多。

但就事论事，这都不是申思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他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

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就是，你认为弱小者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言论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分为三种腔调。一种是管理论，“中国球员全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当球员处于青春期的状态下，是很难服从教练管理的，这时候教练需要竖立权威，让孩子服从自己的管理，养成一种教练说的话必须听的习惯，

那就要打，打完了才听话好管理。

另外一种意志力。“被教练打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谁小时候在体校里没有被教练用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这种肉体上的折磨，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力培养出来。”有人甚至把这种意志力当作一种传承精神，“不信你去问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最后还要科普一下，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的，皮带头为金属质地，有时候皮带头的重量超过一百克，砸在人身上，一砸一个淤血肿包，砸到头上轻则肿块，严重时甚至能造成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种言论的代表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我们先不去讨论法律问题，先讨论打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通过殴打别人来制造心理上的威权，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首先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人身具有绝对控制权；被殴打者很多人会因此得上心理疾患，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只不过受害者的声音发不出来，即使发出来了，也很难从法律上找到合适的证据，受害者甚至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是一种在打骂体制里的幸存者，也是受益者。他们没有得过任何精神疾患，很简单，他们不仅是幸存者和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自己受过的痛苦到别人身上，来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来享受时，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可以为他带来利益，还可以带给别人痛苦，用一句俗话说，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候的战战兢兢，动不动被人打骂，现在轮到自己做婆婆了，先享受下婆婆的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需要说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今天的家庭伦理关系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农业时代里，女性缺少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出现的恶性伦理循环。今天的社会里已经绝迹，但婆婆理论，依然存在。

我们就用明朝的科举制度来举例，《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也多有记录。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反人性的，“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的时候不敢跺脚和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你可以要水喝，但你的名字上会被打上红勾，考官觉得你喝水是不尊重他，会在试卷上降分。没有大小便的自由，被虚报帐目买下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的人，都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话说，大家知道今天的高考生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的差人会拿着短棍到新举人家里，把新举人家里大厅里的窗户打烂，叫做“改换门庭”，同姓的地主来拜亲戚，有人拜到你的门下，送上上千两的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以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一项极大的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到官僚世家为奴，正是因为受不了过重的役，你中了举人，你享受更多的特权。。

即使你中不了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你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对你用刑，你还能包揽诉讼，利用一切规则的漏洞挣钱。比如与某一位地主结成亲戚，这样的话，地主也是不需要交粮和服役，这种挂靠背后，是地主每年向秀才提供的至少三百两的银子。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的科举考试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那是为了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在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被称为教化，一个小孩在一小时内受到大人的干涉，甚至比成人一年中受到的指责还要多。

从这里，我们能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的理论出现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的是，明明足协已经颁发了禁足令，为什么申思还能从事青训，虽然爆出了他是以顾问的身份挂职，但这家初创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还是股东之一，还是大股东。

答案是没有问题，2006年申思并没有收到任何禁令，当然可以申请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中国足协颁发的禁足令，市场监管局为什么还会容许申思继续以大股东身份存在呢？

原因很简单，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如下，“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辩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的未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和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认为，有了足协的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是申思在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一家公司，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的禁足令对象不在市监局的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以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的，因此他可以自由注册公司。

那么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那么能不能强行中止申思的股东权？

当然不能，这种侵犯他人财产的权力，上海足协不具备。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俱乐部教练的资质是不是合格，场地是否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球员的行为。

好了，我们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

申思如果以顾问的身份参予俱乐部和球队的管理和训练，现在可以的，将来也是可以的。但体罚事件出来了，他就很难获得在任何一支队伍中，以顾问身份带领球员训练的机会。因为现在对他约束最强大的不是禁足令，是体罚球员的行为被坐实了。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依然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予俱乐部的管理，但以目前的状况，申思只要参予任何足球项目，该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使不使用禁足令，也会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情最吊诡之处，其实就在上面的一段话里。

（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