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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化学家保罗·阿利维萨托斯

看上去，他心里很清楚，真正能打动校友，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的，正是对某种古怪“芝加哥人”集体人格的想象。

我对“芝加哥人”的想象则更为具体，那就是：执着于用社会问题和个体生命经验来带动理论研究，并能以一种相对文学化的方式叙述出来。这种想象被书中的一些叙述所证实。比如，约瑟夫·赫尔曼诺维奇（Joseph Hermanowicz）在第四章就强调了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对个体“生活史”的重视（67页，同参101页），而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典作品又从随笔作家、小说家对人物的观察和塑造中汲取养分（83页）。丹尼尔·赛飞（Daniel Cefaï）在第七章中则力证，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小范围的地方社区，但它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

不过，我的想象也被书中的另一些叙述所证伪。比如，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在第九章就指出，战后所谓“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也并不是全然延续了老师一辈的品味。比如，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一直对宏大理论保持戒备，并不参与当时的重要理论辩论（226页）；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上系主任的“老芝加哥人”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也担心跨学科聘用会让社会学系让渡权力（233页）。丹尼尔·西尔弗（Daniel Silver）在第十三章也记载了一则轶事：定量派学者菲利普·豪泽（Philip M. Hauser）主政社会学系之后，曾在1955年的一个鸡尾酒派对上，当着全系师生的面，否定了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唐纳德·莱文（Donald N. Levine）以齐美尔和帕森斯为题的博士论文构想，“认为这不符合科学化社会学的范畴”（326页）。

自然，我的想象遇见了几个问题。其一，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公认的芝加哥学术品味，持续被芝加哥大学的师生传承？其二，即便存在这样一种品味，它为什么是芝加哥大学的，甚至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其三，这种无形的品味传承是否有它的“物质基础”——基金会的赞助倾向、学校领导层和系里的关系、系内大佬的个人恩怨以及围绕着“进新人”的斗争——这些物质因素或许和方法论的吸引力一样重要。最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芝加哥人”或“芝加哥学派”这样的思想共同体意识？

很显然，我无法在这里给出全部的答案。但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此书对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多重探究，是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绝佳场域。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极具代表性，还因为社会学家们对“芝加哥学派”这个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强的学术敏感度。

本书涉及作者众多，他们所关心的主题又各不相同，我在这里仅提供一种阅读线索：我们可把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前两章对“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和解释看作是一种标准叙述，而其余各章则是对这个标准叙述的补充、落实或者反驳。

安德鲁·阿伯特

有关芝加哥学派的多重叙述

按照阿伯特的叙述，一战前，美国并没有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概念，每一个学科都认为自己可以涵盖整个领域。芝加哥大学虽然尚未有联合社会科学雇员的正式建制，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不少教员都居住在芝大所在的海德公园附近，甚至是同一个街区。这种在“小型社区”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思想交融，为后来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打下了基础：

哲学系的实用主义也以各种不同名目渗透进了同事们的研究中：对政治科学系的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来说，实用主义意味着研究工作应积极介入治理实践中；对社会学系的斯莫尔、亨德森和托马斯来说，实用主义则意味着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显然，当杜威、米德和詹姆斯·海登·塔夫茨（James Hayden Tufts）既是你的同事又是你的邻居时，你就没有必要自己发明抽象的定义了。（19页）

丹尼尔·许布纳（Daniel Huebner）在第三章的主要工作就是细化“实用主义”思想对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过程。他尤其强调了埃尔斯沃思·法里斯（Ellsworth Farris）的作用。比如，在1920年以前，社会学系并未强制要求学生修米德的课程，但是1918年法里斯受聘于社会学系后，便主动开设“社会心理学引论”，并亲自说服大量学生去选修米德的“高级社会心理学”及其他课程（55页）。同样，赫尔曼诺维奇也在第四章中，用“共情”来连接实用主义思想与早期芝加哥质性研究方法（与人交谈、观察环境、个案研究、重视生命历程）。而且，赫尔曼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共情”的青睐和芝加哥这个城市的特殊关系：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芝加哥这座现代化大城市接收了大量的移民，不同的社区提供了不同的“苦难”经验，而这些都要求社会学家们具备共情意识（89页）。

芝加哥迪尔伯恩街，1909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是“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代，海德公园里那个无形的共同体逐渐成形。192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盖成，1930年新任校长哈钦森又创立了人文、社科、物理和生物四大学部，这使得“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有了制度性的保障。政治系的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芝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和经济系的哈里·米利斯（Harry Millis，芝大经济学系毕业生）形成了更紧密的团体。“长袖善舞”的梅里亚姆获得了慈善界的资助，使得“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有能力资助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中就包括伯吉斯的“芝加哥邻里研究项目”。在社会学系内部，法里斯、帕克和伯吉斯的合力推动，造就了以社会心理学、社会生态学和社会组织学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伯特的叙述里，“芝加哥学派”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一个学派的形成和系内“进人”的思路很有关系。比如，阿伯特就认为，芝加哥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学派未能成形，是因为聘任缺乏连续性，尤其是没有留下自己的博士毕业生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相反，社会学系对自己培养的伯吉斯的聘用是后来学派成形的关键（29页）。其二，系内的教师共同体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学派，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教师群体总是会有路线之争。这个教师共同体还需要吸引到足够的博士生。故而，阿伯特认为：

真正意义上属于第一个芝加哥学派作品的实际上是那个时期学生们的论文和学位论文，如《出租车舞厅：商业化娱乐与城市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待的女人》《金岸与陋窟：芝加哥近北区的社会学研究》《芝加哥的黑人家庭》《连锁商店：对现代城市的生态组织的研究》。（第7页）

欧内斯特·伯吉斯

田耕提供了更多有关帕克和伯吉斯的思想传承的细节。在他看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芝加哥发生的巨大移民潮，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师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契机。帕克关心城市中的社区居民如何相互影响，形成不同的“道德区域”，而伯吉斯则更关注城市空间中“自然区域”的形成过程。二者对“时空位置”的关注，最终形成了“人文生态学”的方法论——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一批年轻学生的社区研究的底色。田晓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留美学生的研究则发现，芝大社会学系为了进一步推动移民社区研究，有意识地招募了很多留学生来做“局内人”。这些学生以帕克的“边缘人”概念为指导，观察研究华人社区，进而用经验研究反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不过，刘思达和王思凝则挑战了这种以帕克、伯吉斯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希望将“芝加哥学派”和芝加哥这一地理空间解除绑定。刘思达考察“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的成长背景，强调了“加拿大经验”对“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性；而王思凝对“燕京学派”犯罪研究的历史考察，则力图证明“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的普适性。

罗伯特·帕克

根据阿伯特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始衰落。政府总体强化了对量化研究的支持，而美国民意调查中心则迁入芝大；“把城市作为实验室”的思路已经不再符合国家发展方向，“芝加哥学派”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也大大减少。此外，帕克和法里斯相继退休，量化派的威廉·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他的学生成为系内的主要力量，伯吉斯也逐渐从生态学转向了对家庭和老年人群体的量化调查。不过，阿伯特认为这一情况在二战后得到了改善：

整个故事最终还是迎来了一个美满的结局。二战后，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休斯、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和路易斯·沃思培养了新一代学生，引导他们领略并欣赏记忆中芝加哥式的社会学。回顾过往，正是这新一代学人将“芝加哥学派”这一概念正式化了。随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人才极度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里，他们将这一理念带到了各自任职的众多大学。其中莫里斯·贾诺维茨最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通过培养新一代民族志学者和出版一系列著作，重建了芝加哥学派。自此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得以延续和复生。不过彼时的它已经变得去中心化，仅在芝加哥大学保留了少量骨干成员。（32页）

可见，按照阿伯特的思路，“芝加哥学派”复兴的关键因素，还是要靠一批具有芝加哥学脉和情怀的老人回归系里，有意识地继承传统并培养学生。甚至，“芝加哥学派”这一个概念，都要归功于这批中兴之士的主动塑造。安德烈亚斯·格雷泽（Andreas Glaeser）在本书末章，也强调了芝加哥传统是一种“精神气质”，而它具象地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认知体系”。二战后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的建立，督促学者保持宏大的问题意识，也防止单一学科的发展不断技术化。王利平和张正涛也认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受到了“人类发展委员会”这样跨学科组织的哺育。而芝大跨学科委员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哈钦森校长在各系之上成立“学部”以及他极具个人色彩的聘用偏好。

芝加哥大学的第五任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森

不过，斯蒂芬·特纳对这个哈钦森神话有所批判，他认为哈钦森制造了本科学院和研究生院的对立，而其强势的聘用风格会造成系内人才的流失。而且，特纳对所谓中兴一代的能力也有所质疑。他认为沃思太过于投入行政事务，对宏观理论缺乏野心，是当时社会学系的一个缩影（226页）。而且，特纳认为二战后社会学系的师生之间存在认知差距。教师群体希望减少授课压力，从事专门研究，但是学生们则希望多与老师见面。学生们对于宏大问题的追求似乎远远高于教师。1949年年底，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向教职员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社会学系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邀请希尔斯、施特劳斯等名家开设固定的客座课程，而作为系主任的休斯则畏首畏尾，未能利用“双聘”制度为社会学系引入新鲜能量（230页）。此外，西尔弗还以自己的老师莱文的经历为例，指出“芝加哥学派”重视经验研究和理论的结合，而边缘化了莱文这样注重社会理论的学者。丹尼尔·门齐克（Daniel Menchik）则指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学派意识并非完全内生，很大程度上，与哥伦比亚大学量化派的较量，促使了芝加哥人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学年会代表合影于清华大礼堂前。前排右二吴景超；二排左四费孝通，左六潘光旦。费孝通在燕京大学读本科时，曾担任来华讲学的罗伯特·帕克的助手。吴景超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师从帕克和伯吉斯。

何谓“逆旅”？

我们当然可以说，“芝加哥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和理念，与芝加哥这个城市以及芝加哥大学是可以分离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学派最初的形成，确实需要一群理念相同的人，居住在一个小型社区，通过共同参加读书会、建立委员会和培养学生这样的日常活动，来建立起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仅是思想的，而且还是友谊的。当然，一个学派的形成也需要机遇。芝加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移民潮，提供了一个形成“共同关切”的历史契机，也提供了能够一起落实关切的社区田野。此外，一个学派的形成似乎还需要遇到具有个人理念的强势领导，再加上一批金主。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关于“学派”的最佳故事：在学校和资本的扶持下，一群学者得以聚合在一起，提出经久不衰的独创性方法。不过，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关于“学派”的最坏故事：一群学阀结成小团体，在进人方面任人唯亲，打压其他的学术进路。高校成了自家博士的自留地，大搞“近亲繁殖”。

芝加哥大学哈珀图书馆

事实上，世界上的大部分著名高校，至少在理念上，都选择了可以避免最坏故事的方案，比如奉行不留自己培养的博士生的原则，按照可量化的标准进人。尤其在现在，全球教职市场萧条，各个专业都有自我保存的压力，故而也都希望尽量得到已符合专业规范、在行业内被认可的学者。当然，这无可厚非。和任何人治或法治、德性或制度的辩论一样，人们大多不愿为了某种不可知的最佳情况而去冒学术腐败的风险。一个科学、可量化的制度，是一个最符合现实的次佳方案。

在肯定了这条“正途”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再问：在什么意义上，“学派”仍旧是一种值得的追求？本书的诸位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无论是创立凌驾于各系的学部，推动成立各种跨学科委员会，还是主动接收大批欧洲流亡学者，芝加哥大学历来有一种对学术边缘人的保护倾向。所谓“边缘人”，是那些在各个专业之间游走的人；他们被各个专业的方法所影响，但却始终被各个专业视为“陌生人”。

本书以阿伯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诗为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不过，编者并未明确告诉读者，逆旅行人，究竟是何意味？如果单单读这四个字，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所谓“逆旅”当是对着“正途”而言。逆旅行人，是那些在正途之外漂泊的流浪者和边缘人。不过，在苏轼的原诗中，“逆”当作“迎”解，也就是说，“逆旅”是那个“转过身”来迎接行人的驿站。我想，“逆旅行人”或应兼具此二义：那些无法也不愿融入任何一个专业群体的“边缘人”们，仍旧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便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