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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记者 Michael Scherer在《美国丑陋的生日之战内幕》（Inside America's Ugly Birthday Battle）中，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场并不体面的“生日战争”。文章梳理了“America 250”与“Freedom 250”在筹款、项目、供应商、品牌和政治方向上的龃龉。作者提到，“America 250”曾希望通过“350 for 250”这样的口号，动员约3.5亿美国人参与250周年纪念；但特朗普阵营则推出类似的“250 for 250”设想，用于包装其纪念性建筑和庆典计划。这种争执表面上是两个官方组织之间的行政与资源竞争，深层则是国家象征资本的争夺。谁掌握了庆典的舞台，谁就能决定在这个特殊时刻什么样的“美国”被看见：是以跨党派姿态邀请更多民众参与的美国，还是以特朗普为中心、强调“美国伟大回归”的美国。

对许多批评者来说，250周年纪念最刺眼的部分，是国家仪式被塑造成特朗普风格的政治表演。

《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文章《为什么7月4日变成了特朗普集会》（Why July 4 Turned Into a Trump Rally）里，作者Jonathan Chait指出，特朗普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国家元首和共和党领袖是两个不同的角色”。7月4日原本应是总统代表整个国家出场的时刻，但在Chait看来，它被改造成了又一场政治集会。这个批评并不只是针对某场活动的形式趣味，而是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总统把国家生日变成自己的政治舞台，那么这个生日还属于整个国家吗？

《唐纳德·特朗普劫持了美国的250周年纪念日，并将其变成了一场“荒诞剧”》（Donald Trump hijacked America's 250 and turned it into a ‘theatre of the absurd’）也采用了相近的视角。这篇刊载于《卫报》的文章把特朗普主导的250周年庆典描述为一个混合了州博览会、军队元素、个人炫示、爱国主义符号和UFC（今年6月14日，特朗普在自己80岁生日当天征用白宫草坪举办了终极格斗冠军赛笼斗比赛，名为“UFC Freedom 250”特别赛事）的“荒诞剧场”。作者认为，这场建国纪念日成为了美国“分裂、怨恨和生存焦虑的又一导火索”。在这种书写中，国家庆典被一种高度个人化、娱乐化、视觉化的政治风格占据，历史纪念被拉向了个人政治表演。Vox 的《非常特朗普的7月4日》（A very Trump July 4）也捕捉到一种与“庄严时刻”相疏离的不适感：建国庆典越盛大，越让人意识到围绕着这个国家生日的归属感并不稳固。

欧洲媒体也呈现出“国家公共仪式被改造为总统政治舞台”的判断。法国《世界报》 指出，特朗普以类似竞选集会的方式开启庆典，把美国爱国主义与个人崇拜相连接。西班牙《国家报》也认为，特朗普阵营正在把原本应当相对中性的国家周年纪念，变成一场带有MAGA色彩的政治派对。

当然，支持者并不会接受“劫持”或“荒诞剧场”的说法。在白宫和保守派媒体的叙事中，烟火、军机、军队、州博览会、家庭活动和公共土地巡礼，不是个人化政治，而是恢复国家自豪感的方式。《纽约邮报》报道《特朗普7月4日史诗般的“向美国致敬”狂欢会发生什么》（What to expect at Trump's epic 4th of July ‘Salute to America’ bash）便以兴奋的语气介绍了庆典的规模和现场效果，强调这将是一场让人惊叹的爱国主义盛会。于是，同一个纪念日，被安置在两套不同的解释框架中。对白宫及其支持者来说，它是美国精神的重振，是国家力量和自由传统的展示；对批评者来说，它则是国家生日的党派化，是特朗普把公共仪式转化为私人政治资产的例证。

2026年6月24日，特朗普在“美国州博览会”开幕式上演讲。视觉中国 图

二、无法安静下来的1776

比“谁来主持美国的生日庆典”更深层的争议来自对1776年本身的历史解读。美国建国纪念依赖于一套相对稳定的起源叙事和现代政治叙事，其关键词包括1776年、《独立宣言》、建国者、自由、自治、反君主制的共和实验。但当今天的美国人回看1776年时，很快就会遇到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那个自由宣言诞生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实行奴隶制、对原住民进行土地掠夺、女性政治和财产权利被严格限制的社会。因此，“1776能否作为一个没有争议的共同起点”成为了问题。

路透社7月3日的报道《美国250岁生日之际，博物馆和公园正努力保护这个国家动荡的历史》（As America turns 250, museums and parks fight to preserve the country's troubled history）以费城“总统之家”（President's House）的展陈争议切入这一矛盾。该遗址涉及乔治·华盛顿总统任内的居所，也涉及被华盛顿夫妇奴役、后来逃离的Oney Judge。报道称，在特朗普政府要求清除所谓“分裂性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相关奴隶制展板被移除，引发法律诉讼和公共争议。这场争论的核心，不是华盛顿总统是否应该被纪念，而是纪念华盛顿时是否可以谈论奴隶制，以及庆祝美国的“自由”时是否必须承认，这种自由最初并未向所有人开放。路透社另一篇关于国家公园展陈的报道指出，美国法官称，特朗普政府可以避免在纪念公园重新展出有关奴隶制和气候的展品。这显示，国家公园、历史场馆和博物馆正在面对新的政治压力。一些机构担心，特朗普总统突出“积极叙事”的要求，会压缩奴隶制、原住民历史、日裔美国人拘禁史、LGBTQ历史等复杂议题的呈现空间。

《纽约客》今年5月的刊文《二百五十年来错综复杂的纪念活动》（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Complicated Commemorations）把这种争议放入更长的历史中进行观察。“特朗普不愿承认错误，这表明我们不太可能在今年的7月4日看到任何能够触及美国历史微妙本质的活动。”作者Jelani Cobb提醒读者，美国重要周年纪念很少发生在真正平静的年代。1876年的百年纪念处在内战和重建之后，1976年的二百周年纪念紧随越战和水门事件，2026年的二百五十周年则发生在民主危机、政治暴力、投票权争议和历史战争交织的时刻。建国纪念活动表面上指向过去，实际上总会暴露纪念发生时的现在。

《卫报》的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谁来讲述这个故事？》（The US at 250: who gets to tell the story?）把问题问得更加直接：谁有资格讲述美国的故事？这篇文章把“Freedom 250”、“Freedom Trucks”移动展览、历史遗址展陈争议和边缘群体的记忆实践放在一起，指出美国250周年纪念并不是简单的生日祝福，而是一场关于历史解释权的拉锯。同时，报道也强调：官方庆祝活动聚焦于少数白人英雄，而美国各地社区正在重新发掘“自由250周年”活动所忽略的历史。

总之，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有关声音中，1776不再是一个稳定、透明、没有争议的起点，它至少有着三种不同的面貌。第一种叙事是官方和保守派庆典中的1776——建国者、独立宣言、自由、勇气和神圣使命。第二种叙述是批判性历史叙事中的1776——自由理想与奴隶制度并存，人民主权与政治排除并存，独立战争与殖民扩张并存。第三种则是后来的社会运动中被不断重新召唤的1776——废奴主义者、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移民权利和多元权利倡导者都曾以“美国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为由，要求扩大“人民”的范围，重新激活《独立宣言》中的平等话语。如果“人人生而平等”仍然是美国政治语言中最有力量的语句之一，那么它就不能只出现在庆典横幅和总统演说里，也必须被带回那些并不平等的历史现场得到重新审视。

三、美国爱国主义的情感分裂

国家纪念日试图组织共同情感，但美国250周年前后的公众情绪明显没有那么整齐一致。爱国主义情感依然存在，只是它已经不再是同一种爱国主义或简单的爱国主义。

在美联社的报道《“太棒了”“令人难过”“让我们继续推进民主”：美国人就这个拥有250年历史的国家的现状发表看法》（‘Awesome.’ ‘Sad.’ ‘Let’s keep democracy going.’ Americans weigh in on state of a 250-year-old nation）中，标题本身就揭示了一组情绪的并置。有人仍为美国的机会、韧性和自由感到骄傲；有人则对政治分裂、生活压力和民主处境感到疲惫；也有人试图暂时避开华盛顿政治，在家庭、社区、地方游行和孩子未来中寻找“美国”的意义。

皮尤研究中心6月发布的报告《在国家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人民情绪低落》（On the Country's 250th Anniversary,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in a Sour Mood）用“sour mood”概括美国公众当下的情感状态。在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的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现状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报告指出：“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对彼此以及对包括联邦政府、两大政党、主流媒体和高校在内的机构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更多的美国人对本国民主制度的运作表示悲观，并怀疑同胞是否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当被问及对 2050 年的展望时，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经济会更疲软，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会降低，国家在政治上会更加分裂，美国的政府体制也会比现在更糟糕。”

但这并不等于彻底的绝望。皮尤报告中更耐人寻味的是一种混合情绪的流露：民众对现实不满，但对未来仍保留某种期待；对国家处境失望，却仍希望美国理想尚未完全失效。“当被问及对未来的总体看法时，许多美国人还是表达了一些乐观情绪。大多数人表示，在思考未来时会感到‘充满希望’；54%的人表示，在展望未来时会感到“快乐”。对国家整体未来持乐观态度（48%）和持悲观态度（51%）的美国人人数大致相当。”

盖洛普的调查《250年后，77%的人表示美国建国先贤会感到失望》（At 250 Years, 77% Say U.S. Founders Would Be Disappointed）提供了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数字——7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如果建国者们看到今天的美国，他们会感到失望。根据今年5月的最新民调结果：“随着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只有19%的美国人表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会对国家现在的状况感到满意。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77%）现在表示，如果美国建国者们知道真相，他们会感到失望，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71%，2001年为42%。……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认为建国先贤会感到欣慰（25%对13%），独立人士的比例为21%。2013年和2026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似乎比往年更能反映哪个党派执政。2013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12%的共和党人和42%的民主党人认为建国先贤会感到欣慰。然而，从所有政治立场来看，目前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著低于2003年及以前。”此外，本次民调显示，抛开政治认同不谈，对于建国先贤是否会感到欣慰的问题，美国不同年龄、种族和收入群体的看法大体相似。

“试想一下《独立宣言》，总体而言，您认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会对美国如今的状况感到欣慰，还是感到失望？”民调机构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历史想象意味——受访者评价的不是某一届政府，而是在想象美国是否背离了它的历史起点。所谓“建国者会感到失望”，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悲观或愤怒情绪，也是一种以历史承诺衡量现实政治和参与历史书写的方式。对今天的美国受访者来说，他们更多扮演着一种象征性裁判的角色：他们代表某种被不断追认的历史起点，代表“美国原本应当成为的样子”。人们不是在简单怀念某个黄金时代，而是在借助“建国者”的想象性目光，追问美国是否仍然配得上自己的起源叙事。

这也使250周年前后的“失望”情绪显得更为复杂。它并不只是对当下党争、经济压力或社会分裂的不满，也不是单纯的国家自豪感衰退。或许恰恰相反，这种失望之所以强烈，部分原因正在于《独立宣言》及其所承载的自由、平等、自治承诺仍然具有召唤力。美国民众之所以说建国者会失望，可能正因为他们仍然相信美国应当被某种更高的历史承诺所约束。由此，“失望”未必是美国神话的终结，而是这一神话仍在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形式。

PRRI的大型调查《美国250周年时的不同愿景：政治、宗教与美国身份认同》（Competing Visions of America at 250: Politics, Religion, and American Identity）进一步显示，美国人对国家身份、宗教、民主和文化变化的看法已经深度分化。这一调查里最醒目的数据是美国公民国家自豪感的滑坡：2013年仍有82%的美国人称自己对美国“极其”或“非常”自豪，到202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1%；而对美国民主运作方式感到非常或极其自豪的人比例更低。但这种下降并不是所有群体同步发生的。83%的共和党人仍然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独立选民为43%，民主党人只有31%。对美国250年历史的自豪感也呈现出类似分裂：总体上，49%的美国人对美国250年历史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其中共和党人为82%，独立选民为44%，民主党人为28%；从种族上看，58%的白人对美国250年历史感到自豪，但黑人只有22%；而从代际来看，65岁以上群体为66%，18-29岁年轻人只有32%。这说明，“美国250年历史”并不是一段能被所有美国人同等继承的历史。对许多白人、共和党人和老年人来说，它更容易被理解为一段辉煌的成就史并伴随着国家自豪感；而对许多黑人、年轻人、非基督教群体和无宗教群体来说，它可能更容易伴随着排斥感、延迟兑现的权利和历史创伤的情感。

不过，把这些数据简单理解为“美国人不再爱国”，反而会错过问题的复杂性。更准确地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正在沿着不同的政治经验分化。对许多共和党选民，尤其是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群体而言，爱国主义更多指向国旗、军队、建国者、宗教传统和国家力量等可见象征；对许多民主党选民来说，美国则更像一项尚未完成的政治承诺，爱国主义意味着批判现实政治、修复制度损伤，并要求美国兑现《独立宣言》和宪法所承诺的自由与平等；独立选民往往处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既保留对美国理想的认同，也对现实政治和民主运作深感不满。与此同时，对移民和新公民来说，美国首先不是抽象的历史神话，而是身份安全、法律承认和生活机会；而对年轻一代来说，美国理想也容易被放到教育、债务、住房、种族平等和政治代表性等现实议题中检验。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追问：美国究竟应该兑现哪一种承诺？

因此，同样一句“我爱美国”或“我不再爱美国”背后，可能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有人在绚烂的烟花秀中看见荣耀，有人在撤下的博物馆展板中看见遗忘；有人为军机飞越长空的表演而感动，有人为投票权、移民权利和历史记忆而担忧。谁来主导纪念日仪式，如何讲述建国故事，怎样理解爱国情感，等等——美国建国250周年时刻的众声喧哗证明的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美国精神”（spirit of America）已经不再能被一种声音所垄断，而作为共同体的“美国”也很难再用一幅图像、一场庆典、一种历史来概括。

休产假的女市长与风波中的“夫妇别姓刑警”

自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已经过去大半年，但日本社会对于女性权益问题的舆论走向，却并未随着一位女性领导人的上台而显示出太大变化。甚至可以说，高市早苗近乎民粹一般的执政手段，正在让本已呈现出右转趋势的日本社会越发显得极端保守且缺乏忍让。单就女性处境而言，近来发生在日本政坛和演艺圈的两起事件，更加证明了这种保守氛围之浓郁，并且所涉及的问题核心都不仅限于性别议题，而直指背后的制度和社会风气。首先是在五月份，日本八幡市市长川田祥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民众公开自己怀有身孕，并称自己的预产期将在同年九月份，为此她将在产前和产后各两个月的时间内申请产假，暂别工作岗位。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中提到，川田祥子预料到了民众会对她这一举动有所反应，但意见之多、反应之激烈仍然超出了她的想象。两年前，彼时才33岁的川田祥子当选为八幡市长，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系的她也因此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女性市长。她所执政的八幡市位于京都府的南部，因石清水八幡宫而得名，毗邻大阪府，常住人口6万8千余人。川田的怀孕和请假也引发出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直指当下日本的制度性缺失：众所周知，日本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亟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民选市长是否应该因为怀有身孕而请假？

如今，这位最年轻的女市长也将成为日本史上首位休产假的市长。对此，川田祥子对BBC记者表示，执政团队的同事们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但可以想见的是，社会上的反应显得更加复杂。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关于川田请产假一事引发了多达数千则贴文的讨论。一些日本网民认为，生孩子非常辛苦，而川田已经尽力地在平衡工作和生育。一些观点则直指日本在女性休产假上的制度性缺失。赞扬川田的民众还提到了她的榜样效应，认为她将使得更多的女性在从政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但同时，严厉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一些批评者认为，川田祥子就这么丢下公职是“不负责任的”，并表示如果她想怀孕，就应该“在当选前就生”。更有日本网民表示，政府官员想要请长假“就该辞职”，另有观点认为，休产假的官员应该在休假期间被扣除薪水。

事实上，日本设立有法定的产假与育儿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主动提出申请。按照相关规定，日本女性可在预产期前休六周、产后休八周；相应地，父亲们可在孩子出生后的八周时间内拿到最多四周的有薪育儿假。而直到新生儿满一岁之前，父母双方还可以申请育儿假期，其中，前180天可领取原薪资的三分之二，之后的薪水则为原薪资折半。

这无疑让川田祥子的产假得到了制度保障，但激烈的舆论争吵可能是另一大压力来源。对此，川田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相关批评，因为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同时也坚信自己正处在生育小孩、兼顾家庭生活的正确时间点。她更认为，如果公职人员因为休产假就该得到批评，那就等于让育龄女性全都排除出了这一职业轨道之外。至于休假期间的市政，川田已经决定交由副市长、现年62岁的能势重人。后者回忆起自己当时和太太面对孩子出生的情况，而他当时就是没有休育儿假、完全将育儿责任丢给太太的职场男性。如今他的女儿也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而看到自己的女婿正在申请育儿假期，他也认为时代的确在改变。

即使迎来了一位女性首相，但长年的政治传统和社会风气，并未使得日本在女性权益保障上取得多么长足的进展。2025年6月份，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日本在性别平等上的表现相当拙劣，在146个国家中仅仅排在第118位，与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相去甚远。而在上周三，著名的《周刊文春》杂志报道了一起日本演艺圈的职场霸凌事件。被爆料的男演员佐藤二朗被指在其主演的电视剧《夫妇别姓刑警》中，对共演的女主角扮演者桥本爱进行了“不当行为”和“严重骚扰”。报道称，佐藤二朗多次未经桥本爱同意对其进行身体接触。据称，桥本爱的经纪公司曾告知承制这部电视剧的富士电视台，表示由于桥本爱过去“曾遭受过创伤”，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应限制男演员与桥本爱之间“未经安排”或“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但佐藤二朗被告知相关限制后，却对桥本爱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她就不应该继续演戏。

富士电视台方面表示，他们已经对佐藤二朗的言行提出严厉警告，但被指控的佐藤二朗对此事的反应颇为激烈。他先是在个人X账号上表示，自己早就“受不了了”。佐藤在贴文中称：“拍摄期间，我反复恳求，‘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想退出这部剧。所有真相都应该公之于众。’我应该早点做出这个决定。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许多‘真相’能够水落石出。”佐藤二朗的经纪公司也表示《周刊文春》的报道不实。此后，佐藤二朗又继续发声。他表示自己一开始就觉得这篇报道存在偏见，“但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另外，他也发文称：“他们完全捏造了一个‘柔弱的年轻女性’和一个‘典型的昭和时代性骚扰老男人’的刻板形象”，并解释自己“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非常清楚自己需要格外‘谨慎’和‘警惕’，也要保护好自己”。

另一方面，桥本爱最近的Instagram帖子评论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面评论。尽管有些网友向她表达了关心和支持，但也有大量评论指责桥本爱，并发布了诽谤性内容。到了7月3日，桥本爱已经关闭了其Instagram帖子的评论区。但在X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桥本爱的攻击并未停止。不少网友认同佐藤二朗的解释，并列举了桥本爱过往在节目和影视作品中与男性艺人的亲密镜头，试图以此指正桥本爱的“双标”。而桥本爱曾经和现在的主张与举动同样被放大检视，并被贴上了种种不容于当下日本右转风潮的标签，包括但不限于她与日本共产党联系紧密、在周刊上连载女性主义专栏、极力支持夫妇别姓制度、声援性少数群体、主张日本应该吸纳更多外国移民以保持多样性、自称过去曾有过“创伤”，而今又声称自己遭遇职场霸凌等。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评论将目光对准在处理此事时相当失当的富士电视台，以及将两位演员推上风口浪尖的《周刊文春》，检讨媒体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负面角色。在日本演艺圈颇有名望的编剧野木亚纪子也就此事在社交平台发文评论。她认为，在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基础上，此次事件更应被视为影视制作现场的沟通与管理问题，而非演员个人之间的对立。她指出，当代影视制作中，演员就剧本之外的身体接触提出事前沟通或设定边界，是业内普遍且合理的做法，导演和制片方应负责协调双方的表演范围，而非将责任转嫁给演员本人。如果制作方在知晓演员对身体接触存在顾虑的情况下仍决定启用演员，并选择不向对方演员说明相关限制，那么相关判断和沟通责任应主要由制作团队承担。野木也强调，观众不能仅凭不同作品中的亲密戏片段，否定演员在另一部作品中提出事前沟通的合理性，因为完成的影视画面本身就是经过剧本、导演与演员共同确认后的结果。

同时，野木亚纪子也批评了事件发酵过程中针对女演员的网络攻击，认为将矛头指向当事女演员是“本末倒置”。在她看来，女演员提出事前沟通并不意味着有意针对合作演员，也没有理由被解读为试图“毁掉”对方的职业生涯。她同时批评部分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传播方式具有煽动性，呼吁停止对当事演员的人身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佐藤二朗和桥本爱共演的电视剧就是一部涉及日本夫妇别姓问题的作品。在这个故事中，佐藤和桥本饰演一对刑警夫妻，尽管他俩作为搭档配合默契，但是因为警局内部有规定“夫妻不能同在一个部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所以两人只能对外隐瞒夫妻关系，在职场里扮演“普通同事”。如今，这对戏内的夫妻在戏外的关系已然僵化，而桥本爱对夫妇别姓制度的主张也被保守的网民引为攻击她的“把柄”，未免过于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