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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在洛阳驾崩，年仅四十岁。他是终结两汉、开启新朝的君王，登临了世俗权力的最高峰。然而在他现存的书信、赋作、诗歌和文论里，我们却反复读到一种和政治胜利相悖的感伤氛围。这位现实中的胜者，在文字中反复谈论那些无法挽回的失去：旧友的接连凋零、时光的无情流逝以及对死亡宿命的理解。帝王权势无法超越那个战乱时代里个体的脆弱，他也只能用文字将那些旧友、故事记录下来，以待追忆。
魏文帝曹丕
曹丕曾有过最快乐的时光。建安中后期，曹丕作为邺下文学集团的核心，同一群建安时期的文人建立了深厚的文学情谊。他们在邺城、南皮等地同车出行，同席饮宴，把诗文写作、游玩游赏以及未来的抱负相交织，留下了许多少年欢游的唱和作品。曹丕后来曾在给吴质的信中，反复提及这段早年时光：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
这种对昔日交往的重温，贯穿了他此后的岁月，他曾在书信中描绘了欢会中一个幽微的时刻：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这段描写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宴游场景中。白日隐匿，朗月升起，同乘夜游。在舆轮徐动、乐音寥亮的盛宴高潮，繁华背后的无常与脆弱突然显形。乐向着过去移去，哀跟随着清风与悲笳的声音向着眼前的现实逼近。曹丕是否在当时的宴会中就已经有了这种欢会不常在的预感？还是说，这种感受是现实的分离之后，对回忆的篡改？唯一确定的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文士们由于官职迁转、地理阻隔而四分五裂，曾经并肩生活的伙伴确实变成了地图上遥远而孤立的点：
今果分别，各在一方。……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
景物如常而人事已变，空间上的地理分离尚有重逢的期盼，而建安末年的大疫，则将曹丕的失去推至极点，建安文学集团的繁华殆尽、风流云散。在此之前，阮瑀已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左右先一步去世，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王粲病卒于道。紧接着，厉疫全面暴发。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
大疫过后，曹丕在给吴质的另一封信中，留下了关于这场灾难的沉痛记录：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曹丕曾期盼众人能以才华和文学为纽带彼此长久相守，然而文学终究没有这种能力，无法抵御自然与时代的强力。汉魏之际，战乱加上大疫，个人的生命无比脆弱。或许也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对于生死物化的自然节律与时间流逝的感知特别敏锐。
建安七子
曹丕常将对时间的感受和自然万物的生老迁化联系起来，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在随军出行途中，经由故地，看见了一株旧柳。这株柳树是建安五年（200年）曹丕亲手所种。时间过去了十五年，所种之柳已然长成，柔条披拂，展现出长久的物质存在。赋序写道：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
树木在这个世界上留了下来，甚至长得比过去更加茂盛；当年陪伴在侧、见证过植柳过程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已在岁月的推移中凋零殆尽。这种植物生命与人类寿命的时间差，直接触发了他感物伤怀的心绪。在《柳赋》正文中，他写道：
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
柳树的年轮在递增，人的生命在递减。人类试图在土地上留下痕迹，种下一株树作为生命坐标，最终这个坐标本身超出了种树者物理生命的寿命周期。旧地与旧物迫使人意识到旧人不在，人无法像柳树那样在每个春天重新焕发生机，面对长成的树木，留下来的人只能承受被时间抛下的荒凉感。
这种由具体的人事凋零走向草木兴废的思考，在《感物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这篇赋作于曹操南征还乡之后，序文交代了战乱废墟的背景：
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
而在赋的正文中，个体的感伤已经完全融入到季节更替的自然律动中：
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
夏天向秋天的过渡，植物从繁盛走向衰败，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曹丕通过对草木兴废的观察，体悟到了世间万物无常的本质，从而将生命的消亡放置在天地万物的永恒流动中。人事的悲叹与自然的变迁达成了共鸣，植物的荣枯规律成为了人类命运的写照。
由现实受限带来的时间压力与生命焦虑，广泛分布在曹丕的乐府诗和杂诗中。其著名的诗作《大墙上蒿行》便有所体现：
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动荡感与偶然性的意象。在浩瀚的天地空间里，微小的个体生命全无深根大树的稳固，更像飘忽的飞鸟；它所停靠的，是一根随时可能折断、干瘪脆弱的枯枝。一个“忽”字，单单透出无常降临时的迅速，让人猝不及防。
而“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核心则在一个“迟”字上，哪怕在人类试图抓住当下、享受欢乐的时刻，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一种不可弥补的滞后感。时间压力在欢乐时让人感到逼近，人想要挽留快乐，却发觉自己永远赶不上时间流逝的速度。岁月毫无静静流淌的从容，唯有流逝与飞逝，带着一种压迫感决绝离去。这种情绪在《善哉行》中同样有所折射：
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当盛宴不复、知己归于尘土、光阴如飞鸟逝去，能做什么来回应这种无可挽回的失去感？
曹丕再次想到了文学，文学曾让他们汇聚在一起，通过文学，他想让他们永远被铭记。在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去世后，曹丕开展了搜集、整理亡友遗作的工作。他在给吴质的信中写道：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编纂文集的过程伴随着直面生死的残酷，当他铺开书卷，那些曾经鲜活的名字映入眼帘，而名下的肉身却早已不归人世。搜集遗文既是在对抗遗忘，也在不断确认死亡的事实。读着亡友的旧作，曹丕在悲伤之余，也从这些跨越生死的文字里看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他在对死亡的注视中，提前感受到了自身的不朽。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文学对抗遗忘的可能。徐干生前著有《中论》二十余篇，曹丕在信中评价其“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或许正是基于这种通过著述留下生命痕迹的渴望，启发了他对文章价值的重构，并沉淀在《典论·论文》的经典论述中：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尽管对《典论·论文》的创作动机，学界多有争论，过往人们将其视作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力证，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其背后隐藏着曹丕平息“文人相轻”、安抚失意党羽乃至消弭文人干政抱负的复杂政治权谋。然而，如果将这些字句放在汉魏之际生死无常的背景下，或许，也有一种可能，这正是他对于记忆的感受。文字无法令死者复生，不能让亡友重聚南皮，也无法免除死亡的宿命，然而，记忆可以做到。那些留存下来的文学，可以让他不断回到那个欢歌纵放的青春时代，回到那些欢畅的时分，回到那些旧友尚在的时刻。
在曹丕的言说中，文学是在这个必朽世界中渴求不朽的尝试。一个见证了同辈接连离世的人，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想法，在时光无情流逝的感伤中，寻得了片刻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