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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作者：曹宇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职业发展导师、“溪山行旅”发起人）
昨晚，我看完电影《四渡》后心潮起伏，那一段浴血奋战、绝境重生的岁月仿佛历历在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系列运动战，历时3个多月——从1935年1月29日的“一渡赤水”开始，直至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红军共歼敌1.8万、俘敌3600余人。
在影片中，一个镜头极具震撼力：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时空中凛然对视，一人面前是巨幅的精致沙盘，一人面前是窄小的粗布地图；一人背后簇拥着军装笔挺、众星捧月般的下属，而另一人背后则是衣衫陈旧、分歧颇多的核心团队。在湖南的严冬中，8.6万红军将士经过湘江血战，只剩余3万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残部，迎面遭遇的却是装备精良、穷追猛打的中央军，割据一方、虎视眈眈的川军、黔军和滇军…….3万对决40万，这般绝境，如何突破？有三个关键点：
其一，在长征中，红军的军事战略经历了哪些转变？
其二，毛泽东如何从领导层“边缘”走向“核心”？
其三，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有哪些关键要素？
一、从“被动”到“主动”
红军的军事战略经历了几番波折。一开始，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顾问李德和24岁的博古，掌握着中央苏区的军政大权，他们指挥红军攻占城市，顽固地主张“阵地防守、短促突击”的军事战略，一次次遭受惨重的失败。在长征途中，红军召开了六次生死攸关的会议，逐步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一次次艰难地调整军事战略：
-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面对重兵围堵，毛泽东主张“放弃北上”（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西进贵州，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但李德、博古不同意，两派领导人未统一思路。
-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正式通过决议，红军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军事战略，目标是建立“川黔根据地”，这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略转变。
-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中央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转战贵州。
-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在三天的激烈讨论中，中央取消“三人团”，确定最高军事首长为朱德、周恩来，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北渡长江。
-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鉴于敌情变化，红军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黔北。
-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红军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由毛泽东全面指挥作战。红军彻底放弃了阵地战策略，在声东击西的运动战中纵横于云、贵、川三省，经过“四渡赤水”巧妙地调动敌军，最终突破金沙江，跳出了重重包围圈。
在红军的转移和突围中，预想的根据地换了好几个，作战方向变更了十多次，行动路线或穿插、或绕弯、或回旋，但核心的军事战略逐步清晰化——“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消灭敌人”，在运动战中突破包围、歼灭敌人，保存革命力量。
1960年，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访华，与毛泽东交流时，高度称赞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足以跻身“世界顶级战役”。毛泽东却道：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二、从“边缘”到“核心”
战略上要彻底地从被动转向主动，首先要解决领导人问题。在“四渡赤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位领导人从“边缘”到“核心”的艰难历程，这需要智谋，更需要坚韧与胸怀。
其一，韬光养晦，在关键时刻出击。
在红军前四次的“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突然间，毛泽东被“留苏派”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取代了政治、军事领导地位，时间长达两年，他的郁闷可想而知。但毛泽东没有掀起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是静观其变，不断总结“留苏派”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精准地批判了他们的三大战略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其二，善于学习，从失败中汲取经验。
毛泽东一生中最惨重的两次失败都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青杠坡战斗，红军牺牲了3000人，敌人也伤亡了3000人，在电影《四渡》中，毛泽东痛心地自责：“敌人是40万中的3000人，我们可是3万人中的3000人啊。”在鲁班场战斗，红军牺牲了500余人、伤1000多人。
随后，毛泽东从失败中总结了三条失利原因：一、敌情不准；二、轻敌；三、分散兵力，类似的错误他没有再犯。毛泽东在随后的军事指挥中一再体现的是：反复斟酌军事情报，集中兵力果断歼敌。果然，优秀的领导者是那些善于总结、不断进步的人。
其三：由点及面，不断扩大政治联盟。
在“长征”初期，中央成立了“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毛泽东完全被排挤在了领导圈之外。于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力争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一路上，他不断与两人探讨战略思想，不仅争取到了两位“留苏派”的高度认同，还由王稼祥倡议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苟坝会议上，红军主要领导人都主张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而且还发脾气，被大家表决免除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很有限，当晚，他提着马灯找周恩来促膝长谈，最终说服了周。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结合新的军事情报说服大家，停止攻打“打鼓新场”。随后，中央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才真正地赢得军事指挥权，开启了“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
其四，在被动中寻找、创造主动的时机。
在后人的宣传中，“四渡赤水”是红军自始至终的主动行为，其实非也。前三次多出于被动，但可贵的是，在被动的战况中，毛泽东一方面改造部队、统一思想，另一方面不断寻觅、创造主动的战机。
- 青杠坡战斗失利后，红军被迫从土城、元厚两地“一渡赤水”，转战扎西。在扎西整编中，红军扔掉了辎重，精简了机关，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
- 在扎西面临被合围的危机时，红军长途奔袭，杀回太平渡、二郎滩、林滩，从三个渡口“二渡赤水”。为了贯彻“运动战”思想，毛泽东下发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为了振奋士气，毛泽东汇集一军团、三军团的优势兵力，部署了娄山关战役，5天之内夺取桐梓、娄山关、遵义，歼敌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 在鲁班场战斗失利后——红军伤亡1500多人，红军被迫从茅台“三渡赤水”。但此时，毛泽东已经酝酿了“四渡赤水”的方案，构想了调动敌军、巧渡金沙江的总体思路。
- 随后，红军神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再次返回贵州，佯攻贵阳，诱使大部分滇军离开了金沙江防线，红军最终得以从皎平渡突破金沙江，实现了战略转移。”
赤水河，摄影杨建
记得2007年9月，宫玉振教授带领我们20多名北大国际MBA校友“四渡赤水”，沿着350多公里的赤水河，辗转于四川的泸州、赤水、贵州的茅台、桐梓、遵义等地，深入体验了一次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型之旅。从当年的《四渡赤水》到如今的《四渡》，两部电影、一次重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刚毅坚卓的精神一直激荡在我的心中。下图是贵州赤水市的十丈洞瀑布，恍然间，已是19年前的音容笑貌。
当我登上娄山关，回望两侧群山时，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犹在耳边，“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不禁为红军的艰辛、豪迈之旅而动容。
娄山关，摄影陈伟红
三、主动与被动的转换
在战争和竞争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但又蕴涵着一定之规。
首先，全局的主动与局部的主动。在蒋介石方面，由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组成的40万大军，借助长江、乌江、赤水河部署了严密防线，应该说是占据了全局的主动性。但红军凭借运动战，在赤水河、娄山关、遵义等局部创造了主动，并以此调动敌军疲于奔命，将“局部的主动”一步步扩大，削弱了敌人在全局上的优势。最终，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后，我军的局部主动转而扩大成了全局主动，“以弱制强”莫不如此。
其次，掌握主动时的心态。在“长征”期间，国军电报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剿灭共匪，在此一举”，老蒋急切的心态暴露无疑；暗地里，他还打着“驱虎吞狼”、顺势剪除地方军阀的小九九。当红军逼近贵阳时，蒋介石惊慌失措，自己打乱了所有的防御阵线。速要、又要、还要，一心都是自己的利益，领导者急躁、贪婪与胆怯，如何能胜？
再者，“人和”是主动与被动转换的关键。在长征途中的历次战斗中，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总是勾心斗角、明哲保身，类似于“孟良崮74师”的悲剧更是层出不穷。而红军经历过激烈的内部斗争，最终确认了核心领导层、统一了军事战略、上下同仇敌忾，才在危机时刻扭转了战争局面。果然，“上下同欲者胜”。
“四渡赤水”那段历史为我们诠释了绝地重生、以弱胜强的可能，如何清晰战略目标、如何灵活调整战术、如何增强影响力、如何在“至暗时刻”依然坚定前行……这些话题，值得每个人、每个组织深思与践行。
曹宇红，写于2026年6月27日，北京中关村
作者简介
曹宇红，心理资本专家、领导力教练。北大国际MBA职业发展导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管理者的心理资本”项目导师，中关村人才协会“心理资本委员会”首任主席。著有《领导者的冰山》《我自盛开》《创业经理人》《开启职场第二曲线》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