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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并未将南北朝单纯描绘为隋唐时代的前奏与胚胎，而是着力凸显该时代自身的主体性，不以后世的昭彰与否量选本时代的焦点和主角，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过渡时期”叙事的目的论色彩。

二是组织架构。与以往教材或概说书先由魏晋一口气讲到南朝覆灭，再调回头讲述十六国北朝兴亡的常见做法不同，《时代》注重共时关系，序章由西晋崩溃与代国的兴亡交代南、北朝各自的渊源，随后分四章交替叙述北魏前期、南朝宋齐、北魏后期、两魏分立与南朝萧梁，南北同时推进，第六章合述北齐、北周及陈朝三足鼎立走向重归一统的历程，终章综论“南北朝的时代潮流”。花开两朵却不各表一枝，而以“缠枝纹”结构史事，更为立体地呈现晋隋间历史的脉络与变奏。此外，每章设“小结”承上启下，书后附有中日文参考文献、主要人物介绍与南北朝时代年表，不啻一部剧集、顾问与演职员表齐备的微缩连续剧。

概说书的撰写难度并不低于学术论文或专著，后者贵在专精，前者则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汲取各领域的既存研究，鲜有藏拙之道。整合中日学界前沿成果并有机地加以呈现，是《时代》的优胜之处。南朝方面，如宋孝武帝时期新“传统”的创造，类书为代表的南朝文化成果，《职贡图》承载的异域信息及海外交往对梁朝佛教与政治的影响；北朝方面，如从内亚视角解读北魏礼俗、内朝制度和北齐恩幸，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兴起，以及作者基于自己研究成果对北周宇文护之执政、侍卫制度的意义及周宣帝政治举措的解释……这些讨论立体地勾勒出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面貌，对部分固有印象有不小的冲击力。

日本东洋史颇为强调在汉晋南北朝整体演进的延长线上理解隋唐帝国的诞生，如宫崎市定的概说书《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一中国の中世』，河出書房，1968；廖明飞、胡珍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虽以唐帝国为名，实则三分之二篇幅都在叙述汉末至南北朝的变迁。或许与当时日本学界特重六朝贵族的研究倾向有关，上世纪出版的数部概说书用在十六国北朝的笔墨稍较两晋南朝单薄。近三十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会田大辅先生在内的相当一批日本中青年学者在十六国北朝至隋的族群、制度与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代》以“从五胡十六国到隋统一”为副标题，与日本学界在该线索下的新思考与新进展正相呼应。

关于“从五胡十六国到隋统一”，胡三省的一段史评颇为著名：

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资治通鉴》卷一〇八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七月“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条注）

南、北之形定，南何以为北所破？是否将为北所并？侯景之乱以后，类似的疑问成了不少亲历金陵瓦解、江陵破灭的江左精英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成为许多代北子孙倚马江滨时的话题。西魏破江陵，庾信羁旅关中，作《哀江南赋》，于赋中悲问“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周书》卷四一《庾信传》）吕梁之役，陈军大败，统帅吴明彻被俘，南朝最后的北伐希望归为泡影，大象二年（580）吴明彻忧愤而终，庾信又在其墓志中写下“天道在北，南风不竞”（《文苑英华》卷九四七）。开皇八年（588）隋朝大军临江，宰相高颎深夜在帐下问薛道衡：“今段之举，克定江东已不？”道衡答：“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三百年间，天道何言？田余庆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62页）这一论断与胡注互为表里，可以视为田先生探索拓跋史的预告，更启发了学界有关“北朝主流论”的持续讨论。在《时代》终章，作者以“自下而上的能量”回应了南北的命运分途。他指出，南北朝社会涌动出的能量推动了时代发展，南朝乍一看是固化的贵族社会，但存在“寒门、寒人为了提高地位而苦苦挣扎”的流动的一面，然而，“尽管存在梁武帝那样重视能力、谋求吸纳寒门、寒人层者，但总的来说，南朝并没有很好地汲取社会下层的能量”。侯景之乱后，地方土豪与南方土族崛兴，“但陈朝依然无法摆脱贵族社会的价值观，重蹈覆辙”。孝文帝改革为北朝引入了贵族制，引起中下层北族的不满导致六镇动乱，另一方面，汉人贵族与豪族在朝廷与地方逐渐发挥影响力，谋求提升地位。北魏崩溃后，中下层北族与汉人豪族相互争斗，聚集在高欢、宇文泰身边建立起两魏齐周政权，“虽然北齐、北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中下层北族与汉人豪族的崛起，是这两个政权的共同点”（175-176页）。换言之，汲取社会中下层的能量并传达为国家能量，转破坏力为内发力，北胜于南。这样的论述，引起我们对北朝后期一幕幕政治角逐与制度革新的无限遐思。

与周边族群和文化的紧密互动是南北朝另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方面，《时代》的写作较多受到“东部欧亚”论的启发。“东部欧亚”是二十一世纪日本史学界新兴的历史地域概念，与明治中期以后的“东洋”、二战后的“东亚”不同，“东部欧亚”论提倡从全球史的角度审视古代葱岭以东区域内的历史运动（参看黄东兰：《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就汉唐中国的“内”与“外”来说，“东部欧亚”论强调多元与联动，对研究方法和议题的更新确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时代》立足东部欧亚，将南北朝定位为“华北、江南与蒙古高原之间反复交涉，发生历史联动的时代”，提倡“在论及南北朝时，不仅要有中国本体的视野，还要有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体视野”（172页）。不过，作者虽从“东部欧亚”论中汲取养分，但并不赞同将北魏至隋唐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明确指出后者过度强调游牧族群要素的延续性与历史实际不符（173页）。值得注意的是，森部丰新著《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唐―東ユーラシアの大帝国』，中央公論新社，2023；马云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即在东部欧亚的广阔视域下剖析李唐兴衰，同样对“拓跋国家”论表示反对（中文版16-17页）。两书断代一前一后，都反映出对隋唐与南北朝文明遗产关系的审慎思考。

森部丰著《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时代》最初的预期受众是日本读者，其所采取的学术意见也主要基于日文研究成果，对一些大事因缘（如北魏国号、德运改易）的阐释与中国大陆学界颇多异同，对一些以往较少正面讨论的细部问题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这些论点或大或小，见仁见智，与参考文献开列的论著篇目相配合，为了解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窗口。在这一意义上，《时代》的学术价值在中译本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不过，书中的部分论述或有补充和商榷余地。如第四章论六镇之乱的爆发，称“居住在六镇周边的各部族和高车认为这个提议（改镇为州——引者）是华夏化政策和离散部族的一环，因此勃然大怒”，并认为“六镇之乱初期带有强烈的民族叛乱因素，但镇民中也陆续出现呼应者，其势力迅速扩大。也就是说，北魏内部的问题与欧亚大陆东部势力之争的发生存在联动关系”（97页）。案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之所以火上浇油，并不在于“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而在后文“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魏书》卷九《肃宗纪》）。如陈寅恪所说，此语“使边镇军卒中那些强宗子弟、良家酋胕彻底失望了，他们震惊自己真的成为府户了”（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280页）。勃然大怒者，主要怒在假改州而真为镇，镇人依旧隔于清途。若将民族或部族问题置于首位，很难解释北镇酋豪纷纷协助魏廷镇压起义的现象（唐长孺：《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北魏末期的山胡敕起义》，《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私见以为，东部欧亚视角强调的“联动”本质上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北镇叛乱的根本原因仍应归结于前辈学者揭举的阶级或身份压迫问题。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唐长孺著《山居存稿》

《时代》的著、译质量颇高，但偶有技术性瑕疵（笔者所据为2026年2月重印版）。一部分为原著之误。第一章第二节引罗新解读拓跋绍隔宫门问群臣之语，注出处为《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24页），或系记忆有误，此书未涉拓跋绍事，罗先生相关讨论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称六镇之乱爆发于正光四年（523）（95、97页），实为正光五年，四年之说出自《资治通鉴》，朱大渭已辨其误（朱大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7年，457-464页）。第四章第一节云尔朱荣“图谋篡夺帝位，命人用黄金打造自己的雕像以占卜成败”（100页），案《魏书·尔朱荣传》原文为“铸金为己像”，学界通常认为十六国北魏“铸像以卜”之“金人”“金像”是铜像或铜鎏金像；同章第二节称娄昭君为高欢置办马匹，高欢“把妻子给他的马献给怀朔镇，成为基层官员”（103页），案《北史·高祖神武帝纪》云“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此处“给”非“给予”，乃“给使”，即高欢有了马匹装备才得以在镇谋职供事。

译文方面，第三章第一节介绍冯太后改革称“减轻租税负担还包含了反对服兵役的意思”（75页），于理不可通，日文版原文为“また租税負担の軽減には、兵役の反対給付という意味も含まれていた”（106页）。“反対給付”是一个“和制汉语”的法学术语，大意为反向交付、对等支付，原文的意思是“减轻租税负担也是对服兵役的一种补偿”。142页末段云“四川、湖北已成为西魏（即北周）领土……长江中游还有被敌视陈朝的王琳（原萧绎部下）割据”，原书“西魏”后括注“ついで北周”，当译作“即后来的北周”，后文王琳一句当删去“有”或“被”中的一字。此外，106页“永熙十二年”衍“十”字，125页图5-1“晋省”应作“禁省”，日文原版不误。

最后说回《时代》的历史关怀。在终章，作者归纳南北朝的时代潮流，论及“女性的活跃”时指出：“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依然存在。在北朝，北族男女的婚姻年龄在十多岁（十五岁之前），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反复怀孕、生育，因此难产而死亡者很多。此外，一旦发生战乱，女性就会成为性暴力的对象。南北朝绝对不是女性可以安心生活的世界，此点是必须要注意的。”（179页）这段讨论触及一个冷峻的现实：遭受权力与野心制造的无妄之灾，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常和无助感，才是南北朝时代大多数人生命的常态。

北齐河清三年（564），武成帝虐杀年仅九岁的侄儿乐陵王高百年，史载“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闻知死讯，“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bò，剖，分开）之，乃开”（《北史》卷五二《乐陵王百年传》）。宫崎市定《大唐帝国》在这个故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评价说：“这是中世七百年中，与中世的氛围最为吻合的凄美的插曲。在一个人的身上，象征了几百亿中世人共同的悲哀。”（中译本，206页）

宫崎市定著《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

事实上，中下层民众的苦难更加频繁和普遍，只是绝大多数都没有被记录的资格和机会，史料偶有只言片语，就足以给人巨大震撼。洛阳出土北魏《张孃墓志》记载，她本是南阳人，家在南朝，家中“兄弟友于，闺门雍睦”，她“红颜艳丽，终古独绝”，“十五而笄，许嫁同郡何氏”，孰料南北交争，“雁币未陈，为疆埸小虞掠来至此”，配入洛阳宫掖，为贵女戚（“女戚”为一字）“裁冠制服，号为国巧。小心战战，如履冰火。君子嘉其善意，舍为河阴右部民。适赵氏为妻，生二男三女”，正光三年（533）在异乡辞世，年仅三十二岁（《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如隋《孙观墓志》所云：“九州三霸，交兵乱贼。父东子西，兄南弟北。因别本乡，埋魂异国。”（《隋代墓志铭汇考》第2册，线装书局，2007年，245页）又如庾信撰《丘乃敦崇传》：“百姓则父南子北，兄东弟西，事主则忧亲，求生则虑祸。”（《文苑英华》卷七九二）三百年间，类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

以上是笔者拜读《南北朝时代》的一些粗浅想法与感受，实不敢称为评。近几年来，以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广受关注，日本学界或新或旧的文库本佳作成为出版引进的热门，都反映出中文世界读者对历史的强烈兴趣。就南北朝时代来说，高欢与《敕勒歌》的故事似乎最为“出圈”，原本游人罕至的玉壁城遗址也吸引越来越多的访古者前来凭吊。作为乱世的南北朝当然不比汉唐盛世的彪炳史册，但悲情英雄总能引起别样的情愫，生不逢时、壮志未酬，对人生的无奈与不甘，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间、族群和地域区隔，在现代社会仍能引起“异代同其悲”的共鸣。更多人登临玉壁城，亲睹黄土中的累累骸骨，或许有助于提示一个常被忽视的基本事实：气吞万里的“蔽日旌旗，连云樯橹”，是以“白骨纷如雪”为背景板的。

罗新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最后，不妨以《时代》终章的结语为重读南北朝时代的引言：

提起南北朝时代，人们往往把焦点放在隋唐王朝所继承的制度、文化上。本书也介绍了相关事例，对这件事本身没有异议。然而，生活在南北朝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动荡时代存活下来而反复探索。他们当然并不是为了向隋唐时代传承制度而活着的，而是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人们所选择的道路通向了隋唐时代。（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