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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结合本书后面的内容，并把作者的鲜活的实践经验理论化，那么：一种以现代平台为中心、并继承了20世纪合作主义的理论，以及一种以这种理论为名的政治实践，——这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平台合作主义。

读者可以看出，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依然指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总体，而众所周知，它们在当代语境中并不形成稳定的同构关系，——尤其是所谓“历史的终结”论调还没有终结它自身的当下，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就会变得暧昧不清。如果说理论可以称之为理论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发生的场地必须被限定在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战斗之内，而根本无法代替那些非理论的实践，——这是阿尔都塞在70年代的反思，现在看来，仍掷地有声。但是，这种“理论实践”的自我限制，无法戳破“历史的终结论”这一五彩斑斓的反动乌托邦：同质化的帝国并没有实现，日本人也并没有成为科耶夫预言的精神典范，——除了弗朗西斯·福山，——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如同历史的终结这一论调本身。我们需要现实的实践去重启历史。

显而易见的是，过往的很多政治实践被无限地召唤，却始终停留在制度的边缘，政治理论被反复生产，却拒绝承担经典意义上的“革命策略”。平台合作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能“立刻实践”的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它较好地将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焊接在一起，一方面，实践的成本不高，不要求一种在绝望中斗争的精神，也不会设想一种“神圣暴力”，另一方面，这个政治的乌托邦，显得过于后现代化，它不要求一种彻底的反抗，也不要求人们为这个目标做出巨大的牺牲。在这里，平台合作主义区别于我们这一时代其他理论的优点就凸现了出来，——它的理论与实践显得统一，两者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人生切割术》第二季剧照。

弱实践的谱系与局限

不过，平台合作主义的政治实践，严格说来，是一种弱实践，一种“最低程度的抵抗”，一种改良性的政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去英雄化的民众实践。它不试图占领国家机器，不诉诸总体性的断裂，也不再期待一个历史主体的最终显现。相反，它将自身安置在平台、协议、合作社章程、融资结构与地方政策这些现实落地的政治形式之中。平台合作主义所期待的政治现象，如果必须用一个术语来概括，那就是：可治理的非主权性，它更接近一种制度化变革的撤退——一种在资本主义平台内部开辟裂隙的持续性操作。

这会因此显得保守吗？是的，不过这种保守最好理解成一种力量的积蓄，而并非精神的保守主义。同时，读者只需要想一想那些书斋里无止尽研究教条理论，他们重复性地考察各个手稿的版本，重复性地复活一个文本中的幽灵，最后得出的贡献也可想而知。

我们能否将平台合作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潮？如果可以，那么它显然并非从零开始。它出现于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全面平台化之后，却继承了一条更为隐秘的思想谱系：从合作社传统，经由工会政治，再到自治工人主义与后主权政治理论的交汇点。

如果我们勉强为平台合作主义绘制一条谱系，那么它大致可以追溯至：

罗奇代尔合作社原则 → 工人合作社与工会联合体 → 意大利工人主义 → 奈格里式“诸众” → 数字劳动理论 → 平台合作主义。

在《归我们！》中，这条谱系并未被明确地理论化为实践史，但它以一种实践—理论混合体的方式被不断调用。因此，平台合作主义的思想背景显得杂糅：它既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权的分析，同时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关于权力分散的洞见；它靠近自治工人主义，对于“自动解放的主体性”又保持高度警惕。

这一点在本书72页的尾注里，这种思想的杂糅在作者对于国家节点的论述中表现得很明白：

国家节点 （ national nodes ） 指的是在不同国家设立的、 具有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权的组织或运营中心。 在这个语境中， 它们是指在各个国家内部独立运作， 但又与总体平台合作社网络相连的分支机构或实体。 这种设置允许每个节点根据本国的特定情况和需求，自主地制定策略和操作，同时依托于更广泛的合作社框架中受益于共享的资源和知识。

因此，平台合作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策略性汇合点。这种策略性表现为对于实践经验的细致分析，以及对于未来实践的某种规划与想象。这是理论——实践的循环。

《人生切割术》第二季剧照。

阅读完这本书，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一般来说，平台合作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治理（governance）。

但必须立刻澄清的是：

这里的所有权并不是法权意义上的占有，而是一种共有的所有权；这里的治理也不是国家—主权式的统治，却是一种程序民主实践。

《归我们！》反复强调：数字平台的问题并不主要在于算法不透明，而在于算法的不可被治理性。当平台的所有权被集中于风险资本、董事会与股东之手时，治理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技术管理；而当劳动者与用户被排除在所有权之外时，民主只能以抗议、罢工或诉讼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民主被迫退回到平台之外。

平台合作主义试图完成的，正是一次反向进入：相反于平常的“劳动者进入平台”的逻辑，平台合作主义要的是：平台进入民主的程序逻辑。

然而，平台合作主义并非没有问题。事实上，它的最大问题，正来源于一种对革命的回避。

《归我们！》几乎从不讨论“如何夺取权力”，也很少触及资本—国家权力的根本重组。它更愿意谈论地方政策、城市治理、合作社立法、融资工具与联盟结构。这种倾向，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策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想象力的收缩。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清醒得明白，平台合作主义并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总体问题。它试图解决的是：在资本主义不可被立即废除的条件下，如何使剥削不再成为唯一的组织原则。它不断地降低实践的历史代价，不断的把乌托邦拉回现实，这当然使我们得到了一种可以立刻实践的政治，一种可以立刻落地的项目，但是，指引这些政治与项目的目标却显得过于改良。而这种改良性的出现，是因为阶级动态并没有成为平台合作主义的核心环节之一，它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阶级动态的力量，并像原始人一样把阶级动态当成外来的自然——市场奇迹，而不是试着把阶级动态内化，去驾驭这股力量。

面向未来的共同体愿景

如果说20世纪的革命政治依赖于“最终时刻”，那么平台合作主义则是一种不再相信最后时刻的政治。它不承诺终结资本主义，不制造单一历史主体，不宣称普遍解放。它只反复提出一个并不宏大的要求：平台，至少应该归属于那些依赖它们生存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归我们！》并不是一部激进的书，但它是一部在激进传统崩塌之后仍拒绝犬儒的书。在当代理论普遍陷入姿态化、伦理化或彻底理论化的语境中，这种拒绝，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立场，——而这种政治立场也必须对着那些进步的可能性敞开。

现在，笔者能想到的其中一种进步的政治可能性就是“共享化”（commoning）。“共享化”这个词是发源于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后期思潮，指的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政治的共同化，人们自我管理地生活在一起，而并非被一个极权的苏联模式管控。

在这里，笔者建议将平台合作主义视为共享化的一种形式，而共享化则被视为“通往（社会）转型的内在路径”，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之外创造乌托邦式的空间。如果没有活跃的阶级力量，共享化就仍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承诺。相反，将共享化建立在资本主义和阶级动态的现实之上，就能揭示资本主义本身是如何制造同质性（从而通过商品逻辑强化身份认同）的，以及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如何具体地实践共同体的。当今真正的共享化与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阶级实践密不可分。

《黑镜》第七季剧照。

因此，我们提出了将共享化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前提：

1.阶级动态是共享化内在的先决条件。共享化要超越的对象不仅是作为中心化机构的治理机器，更是资本主义本身。

2.共享化的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阶级关系，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3.共享化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动态形式，合作社就是例证之一。

4.共享化代表了一种可以立即实施的激进政治形式——当下实践——它致力于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依赖于缺乏积极主体性的抽象的、面向未来的辩证法。

在理论——实践的循环中，关键在于将每一次共享化与阶级动态的缓慢脉搏紧密相连：思考如何让合作社抵御资本的侵蚀；如何将广场、街道或建筑物转化为由民众意志维系的公共空间；如何通过劳动者自身的觉醒，使数字公共空间的雏形——开源代码、社区网络——得以强化和扩展。同时，也在于描绘一个住房、知识、照护乃至土地本身都共享的社会，并将这一愿景与共享化的诉求紧密结合。

作者/潘毅

编辑/李永博

校对/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