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6月7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因车祸不幸离世,享年92岁。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史学家之一,伍德长期研究美国革命、建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遗产,曾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人文学科奖”。数十年来,他的著作深刻影响了学术界乃至普通公众对美国建国历史的理解。
1993年,伍德凭借《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获得普利策历史奖。在这部代表作中,他挑战了美国革命只是一场保守、温和的独立运动的传统看法,提出美国革命不仅意味着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更是一场彻底改变美国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激进变革。
美国正是在这场革命中,迅速从一个建立在等级、恩庇和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君主制社会,转变为崇尚个体独立的共和制社会,并最终迈向强调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民主社会。正因如此,伍德认为,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美]戈登·S.伍德 著,胡萌琦 [美]帕特里克·斯普纳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9
从臣民到公民,美国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
今天的人们往往认为,北美殖民地天生就是一个相对平等自由的社会。但伍德提出,在革命爆发前的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依旧显得相当传统。
与所有英国人一样,殖民地的居民们守着那些维护君主制社会所必需的规则和观念,包括对国王的忠诚、绅士与平民的等级差异、父权制下的人身依附、依靠恩庇网络维系的社会和政治运转。总体而言,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虽然比欧洲平等和富裕,却依然处在君主制的运行逻辑之中。
但与此同时,共和的思想已经在内部腐蚀着君主制社会。18世纪的英国社会本身就在经历某种共和化的过程,尽管人们很少直接使用“共和”一词,古典的共和价值已经逐渐深入人心。而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则从英国文化中吸收了最具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部分,这让北美殖民地居民实为最有共和精神的人民。
更重要的是,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基础难以支撑君主制的长期存在。王权在美洲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其表面上的统一掩盖不了地方自治和权力分散的现实。同时,王室权威也无法像在英国本土那样获得国教体系的有力支撑。
与欧洲相比,殖民地缺乏强大的贵族阶层,也缺少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大多数美洲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传统社会赖以维持的恩庇网络和依附关系远比欧洲脆弱。
戈登·伍德
在深受共和思想熏陶的美洲人看来,依附等同于奴役,而独立是行使美德的前提。因此,伍德认为,美国革命中最主要的社会对立面不是穷人对富人、劳工对雇主,或民主派对贵族,而是追求独立的爱国者与依赖王权和恩庇体系的“朝臣”之间的对立。
革命所要摧毁的,也不仅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更是君主制社会中的等级秩序、依附关系和父权结构。它追求的不只是国家独立,更是个体的独立。
美国民主了,国父们却失望了
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乌托邦实验。革命者志在重建社会,希望摧毁维系陈旧的君主制社会的纽带——裙带关系、父权制度和恩庇关系——取而代之以爱、尊重和赞同这些新的社会纽带。
然而,正当美国的缔造者们想要按照自己的共和理想,建立一个基于美德的政府时,革命释放出的平等观念最终推动美国走向了大众民主。
共和主义的核心在于美德,即公民(尤其是领袖)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私人利益。开国精英们希望建立一个由有德性的公民领导的共和国,但他们很快发现,美国人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无私,而是沉迷于赚钱、消费和追求个人利益。
平等观念激化了反智识情绪,并对一切差异提出了质疑。共和式平等更是加剧了在革命前就已盛行的社会攀比和奢侈消费之风,威胁到社会等级观念的存续。普通美国人开始相信,没有人比其他人更优越。
普通民众不再相信受过教育的绅士比他们更明智。他们指出,没有人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精英有他们自身的利益,无论他们受过多少教育、多么高尚,都不比其余人更能抵抗市场的诱惑和利益,这种观点摧毁了古典绅士治国的道德基础。
当共和主义的美德和仁爱不足以维系社会时,利益成了新的社会黏合剂。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赚钱被视为实现个人独立、不仰仗权贵的民主手段。政府也不再被看作由少数贤人领导的道德共同体,而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协商和妥协的平台。
正如伍德在书中所评价的,革命的结果之所以令国父们感到幻灭,是因为美国革命“太成功了”,它释放出的平等观点终结了他们所向往的古典共和世界。民主的思想尽管滋生了庸俗、拜物和反智主义,但它承认了普通人的欲望和利益的合法性,创造了一个人人想赚钱、想出人头地的世界。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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