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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2024年5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北京市延庆区全面铺开。身为延庆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干事的赵铭岩和同事要把区内已知文物点全部复核一遍，同时寻找新发现的线索。
延庆多山，15个乡镇，文物点散落在长城沿线、深山村落、庄稼地底，有些地方连当地向导都说不准具体位置。
赵铭岩的脑袋里存着延庆很多不可移动文物的坐标。不是那种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的数字坐标，而是更具体的东西——哪座敌台藏在哪道山脊背后，哪处遗址要沿着哪条干涸的河床走上多久，哪个村子的哪位老大爷认得通往文物点的那条被荒草吞没的小路。
这些记忆，都是他用脚走出来的。他说，“干这行，脑子里得有一张‘图’。”
延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外业工作在今年三四月份结束。赵铭岩和同事复核了466处已知文物，新发现921处文物。
最难的是找到那些“消失”的文物点
赵铭岩发掘过延庆晏家堡村辽金壁画墓、火焰山营盘遗址，参与过长城资源调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他回忆，参加长城资源调查的时候，跟着前辈们上山下沟。那时候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最大的倚仗就是年轻、体力好。
没有地图软件，就去规划局把地形图打出来，扛着图纸上山。测距离靠两种办法：要么背沉重的全站仪，要么用人拉皮尺。“必须到长城上面去，下边拉尺子，进度很慢。”他说。
设备沉，路也难走。赵铭岩回忆，延庆的长城都在山脊上，车只能开到山口，剩下的路全靠步行。有时候连续几天都在同一个片区，早上从起点出发，晚上根据进度找到交通相对方便的地方下来，第二天再从这个点爬上去接着走。
这次普查，技术条件好了很多。无人机、精度能达到毫米级的RTK测量仪等。设备跟手机似的，拿在手上就行，效率高。采集到的信息上传到市级四普平台，地图上直接显现。“数字化、可视化，比以前专业多了。”赵铭岩说。
但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有限。最难的还是找到那些“消失”的文物点。赵铭岩和同事包揽了此次延庆区普查所有的外业工作，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近现代文物等类别。
二普、三普时期记录的许多遗址没有那么精确，发掘回填后早已变成庄稼地，没有任何痕迹，很难分辨。以前的记录方式也不精确——没有坐标，只有手绘图和文字描述，“村子东南西北”这种表述，过了这些年再重新寻找，几乎等于大海捞针。
解决问题还是靠最土的办法——找人。找村里的长城保护员、文化组织员，让他们帮忙联系认识路的向导。实在找不到，就自己在地图软件上研究轨迹，把点位标出来，然后硬走。
偶然发现的一段铁轨，揭开京张铁路百年历史
三堡车站是这次普查里让赵铭岩印象最深的新发现。
三堡在京张铁路上，对面是同名的村子。那天他们进村拉网调查，赵铭岩无意间看见一段铁轨，心里觉得奇怪——村里怎么会有这东西？
走近看，铁轨上铸着字：“1906”。
他心里一动，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培训的时候老师着重说过，1911年之前的都算文物。如果这段铁轨是1906年的，那就极有可能是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用的原物。
再仔细看，铁轨上还有一些英文字母。那时候还没有AI，他用浏览器搜，发现字母组合指向“皇家京张铁路”。基本上能确定，这就是詹天佑时期的东西。
后来他跟铁路部门联系，才知道这段铁轨属于“避险线”——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缓冲带，在危险坡段让失控的火车停住。京张铁路从海拔400多米爬到延庆的海拔800多米，爬升大，坡度陡，确实需要这种设计。
赵铭岩（右三）和同事查看发现的铁轨。受访者供图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和同事们在这个区域陆续发现了来自六个国家的铁轨：中国的、美国的、比利时的、俄国的、日本的、英国的。这恰恰印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詹天佑修路时财力有限，铁轨从不同国家采购，东拼西凑。
1939年，三堡发生山洪，车站和站舍全部被冲毁，后来日军占领期间进行过修复。那段铁轨历经100多年，至今保存完好，放在村里。
赵铭岩说，这个地方能反映历史、验证历史、还原历史，有文物价值，也有教育意义。
“老人抱着孙子走几公里，带我们找文物”
文物普查工作有很强的季节性。
夏天植被茂盛，长城基本被盖住了，拍不出全貌，要防蚊虫、防蛇、防晒，野猪偶尔也会出现。所以，很多长城点段只能冬天上去，叶子落了，山脊的轮廓才清晰。
冬天上山有冬天的难处。今年4月，他们去北山调查长城，想着开车到离点位近一点的地方。结果到了后山，车走不动了，打滑。人下车往前走，前山还好，雪都化了，翻到后山发现雪深到大腿根，“快到腰了”。那种情况没法硬撑，只能撤，改天再来。
赵铭岩说，干文物普查，体力是基本功。之前有记者跟着上山找烽火台，穿着羽绒服，没走多远就体力不支，腿发抖，脚也不听使唤。反倒是请来的向导，快70岁的老大爷，一路把记者搀回来。“村里天天上山的人，体力确实可以。坐办公室不爬山的，真不行。”
村民帮了大忙。很多路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年不让砍柴、放牧，山里的柴草疯长，以前清晰的山路全被覆盖，没有熟悉地形的人领着，根本找不到。
有一次在水口村，赵铭岩和同事看到一个老大爷在哄孙子。赵铭岩上去问，“能不能帮我们带一下路？”大爷说抽不开身，他们只好耐心地恳求大爷。大爷没再推辞，抱着孙子走了几公里，带他们找到了文物点。
“村民的文保意识真的挺好。”赵铭岩说。
体力分配也是门学问。谁体力好就多背点吃的、喝的，路比较难走的时候就相互照顾，路上水不够了互相匀着喝，“也不讲究谁的瓶子，干不干净了”。
延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外业工作已经结束，但他知道，普查结束不等于工作结束。“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要依托普查数据做分级分类保护，优先对濒危遗产开展抢救性保护，同时，充实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如长城保护员、文化组织员、村级联络员，做网格化管理。”赵铭岩说，需要加大修缮专项经费的投入，充分挖掘新发现文物的历史内涵，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赵铭岩调到文物局之后，主抓修缮工作，长城那边的工作主要划分到延庆区长城管理处，有时候一天要跑九个工地。谈到如何总结这次普查经历，他想了一会儿，说：“踏遍城乡街巷，摸清文物家底，坚守初心，守护本土文物。”
没有煽情，没有修饰，像一个普查员在登记表上写下的工作日志——准确，平实，一字不多。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张磊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