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虽然分离，却不离不弃、共同照料家庭的夫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当代年轻人对祖辈“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爱情想象，成为了打动现代观众的要点。

此外，影片还着重刻画了潮汕人下南洋时的“同乡情”。木生初到异乡无处落脚时，是同乡帮他寻找住处；当潮汕人在海外遭遇欺辱，也是同乡彼此扶持、互相出头。这种以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同乡网络，既是漂泊者在海外最重要的依靠，也构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紧密的连接感、群体内部的互助关系，本身就足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可以说，影片对潮汕的传统社会文化进行了一次“扬弃”。它提炼和放大了传统中美好的、仍能吸引现代人的一面，却回避了其中糟粕的东西。

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一生坚守的爱情背后，或许隐藏着宗族的压力与现实的无奈；海外同乡的互助网络之中，往往也夹杂着复杂的人情和斗争。

但对于一部并不意在写实，而在凸显人性真善美和潮汕地方文化的电影来说，这种取舍恰恰成为了它能打动现代观众的原因之一。

它能让大多数观众“笑着流泪”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始终存在某种“普通话霸权”。《给阿嬷的情书》则立足潮汕本土文化，用潮汕方言打开市场。

这种策略在商业上是奏效的，影片上映初期，广东地区贡献了主要的票房。而让它逐渐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广泛观众的，是它情感表达上的普适性。

《给阿嬷的情书》囊括了各种最容易引发大众共鸣的情感：有木生与淑柔之间的爱情，有南枝父女之间的亲情，有漂泊异乡者之间的友情，也有女性之间的互助与理解，还有中国人对故土、家族与文化的眷恋。这些最真挚也最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构成影片最核心的感染力。

作为一部“以情取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然是煽情的。但它在煽情的同时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

影片中有太多可以大肆渲染眼泪的情节：夫妻分离、异乡漂泊、生离死别、贵人相逢……但导演并没有任由情绪泛滥，而是始终把感动或悲伤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并通过一些轻松、幽默的喜剧桥段进行调和。

因此，影片最终呈现出一种“笑中带泪”的情感基调：感人却不滥情，悲伤而不沉重。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的情感

影片中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个年代的通讯极其不发达。

大雨冲走了信件，只留下一张木生与南枝的合影，由此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误会与断联。而那些半文言体的情书，也赋予影片一种独特的美感。试想一下，如果是在当下的智能手机时代，故事中的误会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些作为情感载体的书信也不会存在。

技术改变的不只是通讯的便捷程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对情感的态度。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巴里·施瓦兹曾提出过“选择悖论”的概念：现代社会虽然崇尚选择自由，但当选择过多时，人反而会陷入疲惫与焦虑，导致幸福感下降。

互联网让人能够轻松地与无数人建立连接，这给了现代人一种拥有“无限选择”的幻觉。我们似乎随时都有机会开始新的关系，总觉得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降低了人在情感中的投入意愿。

反过来说，也许正因为过去的技术条件有限、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成本极高，那些漫长的等待中滋生的盼望与思念，才让人们更加珍惜已经拥有的情感。

因此，《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不仅仅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故事，也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已经逐渐远去的情感结构与交往方式。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