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鲁迅的佛性熏染

“译”之文明论：重回佛经翻译传统

缘俗求真：从国民性批判到对文明“之间”的真如默会

尼采生命的佛学诠释：《尼采自传》之译解

尼采的“人间哲学”：宗教与艺术

“将民族价值重新估定”：“超人”与中国人的情理

“超人”的出走与归乡：精神的螺旋上升

第二章　行走文明会通之途

“胡为观大化”：求索中国文化的未来

乱世读书（一）：由经史而心史

乱世读书（二）：阐扬心学

乱世读书（三）：归本大易

“遐心向天竺”：追寻印度古学的踪影

安慧唯识学：开启印度古学之门

第三章　古印度韦檀多学

小引

无我之境：印度山水与诗艺

情命体验：印度史诗里的精神原乡

迦里大萨的神话世界：文启梵道

与室利・ 阿罗频多之学相逢：精神的世界主义

印度古学的精神谱系：文明会通的参照系构建

梵的本体论及其精神运动：《伊莎书》释义

人之神圣企慕：《由谁书》释义

第四章　作为现代精神哲学典范的阿罗频多之学

从梵论到知觉性理论：《神圣人生论》的精神哲学构建

三瑜伽学与精神的修为：《薄伽梵歌》的古学新义

“由人而圣而希天”：从《薄伽梵歌》审视中华儒释道之通义

中西印文明根部的精神会通：《玄理参同》要义

第五章　中国精神史的重构

小引

先秦儒家的精神哲学诠释：《小学菁华》与《孔学古微》释义

中古佛学般若论与唯识学：《肇论》与《唯识菁华》释义

儒门前的老子：《老子臆解》释义

宋明儒学与中国精神史的圆成：《周子通书》与《陆王学述》释义

尾声

【精彩文摘】楔子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里，徐梵澄先生（1909—2000）是一位极不寻常的人物。身处古今东西文化大变革的20世纪，他最锲而不舍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如其自己概括的，乃“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历程，少有学人能如他那样，真正走进中西印三大文明的精神源流深处，创通互证，比勘会同，以求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精神启明，寻人间共同的进步之路。他的老师鲁迅先生形容他“颇似尼采”“颇有佛气”，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先生赞誉他“平章华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执”，印度学家金克木先生敬佩他“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皆真诚恺切之论。徐氏尝言“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如果说今日中国的学问仍需在世界学术会通这一方向上的深度精神启明，那么对于他的思想遗产，一定有重温乃至“接着讲”的必要吧。

不过徐梵澄一生不事张扬，淡泊守道，虚静为学，尤其在他学术生命最关键的三十余年时间里（1945—1978），旅居印度，同祖国断了联系，孑然一身地过着“隐”而不“逸”的生活。而中国学人里同他相知相交者，屈指可数：他青年时期跟从鲁迅习文修行，仅与同为上世纪20—30年代留德派的朱偰、冯至、滕固、陈康等同辈朋友有深交；他晚年从印度回国后，知心朋友不多，最亲近的唯冯至与贺麟二公。这些情形多少决定了他的声名直至当下仍是很寂寞的。更不必说他的学问深闳广博，特别是作为他所治精神哲学之基础的印度韦檀多学与瑜伽学，为今人所生疏甚至疑惑；而他治精神哲学之宗旨与方式，实是沿着章太炎、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由会通之学立个体，继之立民族魂的道路探索下去，独立地发扬光大之，却同当代专门之学、实用之学的趋势和趣味有很深的隔膜。这些致使他的生活与思想不甚进入学界与读书界的视野。

尽管如此，徐氏仍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本书意在追随他一生的学术脚步，对他的精神哲学思想做尽可能完整和深入的研究。而“此何人哉？”的发问，最先盘旋于我们的耳畔。因此重温他的精神遗产，首当走进他阔大的生命和时代。

徐梵澄原名徐琥，谱名诗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耕读世家，祖上可追溯至明朝开国将领徐达。他后来回顾自己的家庭，温情与眷恋流于笔端：“长沙东乡徐氏为大族，世业农。族中多读书人，多工书法。顾于清末仕宦皆不甚显达。”

徐氏诗书传家，重旧学素养，家中延请晚清湘学耆宿王闿运之弟子作他的开蒙之师，为他讲授汉魏六朝古文。从少年时起，徐氏就很心折于王闿运这位前辈大家。后来钱基博先生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谓，清末民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王氏治公羊学、开晚清今文经学之潮流姑且不论，他的诗文宗魏晋六朝，记事学太史公，扬近代文人之血气，其《湘军志》颇鼓动起青年徐梵澄“虽摩顶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则为之”的志向。

同时，徐家的家长又很开明，重视新学和新知。时值民国方兴未艾，徐氏先后入长沙的新式小学和教会中学，接受了纯正的西文和西方科学训练。之后他遵父亲的意愿，于1926年春考入美国人在长沙办的湘雅医学院，学习西医。然而那时，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充满革命血气的徐氏自作主张，转入了由国民政府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新建立的武昌中山大学历史系，并开始独立发表文章，以求自立。但不久，因失望于大革命的失败，1928年他又转学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机缘巧合下，因聆听钦慕已久的鲁迅在复旦的“老而不死论”演讲，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时的徐梵澄有着激烈的湘人脾性，于世情好走极端，时常徘徊于牺牲与出世的抉择间，鲁迅则教诲他自足于青春，从容行“中道”。从此，他逐渐走进先生的学问深处，尤其萌生了对佛学的兴趣。

1929年8月，由于躲避纷乱世事，徐氏在鲁迅的建议下赴德留学，完成老师未实现的梦想。他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主修艺术史专业。在德期间，他和鲁迅一直通信往来，为老师搜求欧洲版画和书籍，并自制版画作品寄给老师。据许广平先生的回忆，徐梵澄所寄的木刻图本“大抵是经过他的名师指导，很内行地精选得来”。可见他对西方艺术精神的领会很是精深。除了主修艺术史，徐氏不忘鲁迅“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的教导，在德国学梵语，研读《大藏经》，还托鲁迅购寄贯休罗汉像。

与此同时，徐梵澄结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东来游子：朱偰、冯至、滕固、陈康、蒋复璁、朱自清。大家专业有别，各自从事着颇严重的“盛业”。不过受德国学问（Wissenschaft）精神的熏陶，亦原本于中华固有之文教，他们都重视学问共有的精神之源与人文价值，因而彼此相契。于是这批青年学子隐然成了一流，用徐氏的话来说，“其风格一向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建立在认同中德文教同符之基础上的友谊，始终为他所珍视，亦是他未来精神哲学创通的一抹温馨且厚重的人情底色。这批学子中，最与他亲近的是朱偰与冯至。朱偰多同他切磋旧体诗，称他为“吾之畏友，亦余性情之交，世外之交也”；冯至与徐氏在海德堡相识，自此，二人间的深厚友谊持续了一生。

1932年夏，因父亲忽然病危，徐梵澄舍弃学位、匆匆回国。料理完家事后，为追随鲁迅左右，他放弃了朱偰托其父朱希祖为之争取到的广州中山大学教职，寄寓上海，并时时去老师家里拜访。虽然鲁迅是众所周知的“五四”反传统的旗手，徐梵澄也是早经现代精神启蒙的“后五四时代”的青年，但他领会最深的是老师的学问，尤其是他精神世界里无比阔大，却又在后世最被漠视的古学素养：朴学功夫，金石碑帖，魏晋风骨，唐、宋、桐城古文，皆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而其佛道的修为已超越于文字之上了。所谓“道愈大则见理愈透而所容愈广，卓然不失其传统之儒林风度”，徐梵澄尤其对老师的佛学修养、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的功夫，领悟得最透彻。同那时通常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左翼青年相比，乃至从整个后五四时代的精神氛围来看，他的人格气质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更进一步说，此差异或许也多少象征着中国现代思想分水岭的形成。

这段时期， 徐梵澄受鲁迅的嘱托， 开始系统地翻译德国哲人尼采的作品， 先后译出《尼采自传》（1935）、《朝霞》（1935）、《人间的，太人间的》（节译本，1935）、《苏鲁支语录》（1936）。除尼采之外，他的翻译还扩及歌德的《葛德自著之〈浮士德〉》（1939）以及叔本华的《宗教论》（1936）。译尼采无疑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开端。至于译事的精神意味，颇可留心徐氏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学问时作的所谓“异学”的评断：

梵澄无似，少学外文，长治西学。自华夏视之，异学之徒也。其居域外盖三十有七年，居域外不能无故国之思，所撰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出以西文者，自欧西视之，又皆异学也。

“异学”之说，显然影射他治学践行着鲁迅文学生命“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走异路”（《呐喊·自序》）的教诲。“少学外文，长治西学”作为他一生治异学的起点，所指即他青年时代翻译尼采及德国哲学之事。就实情而论，相较华夏之学，尼采之学的确是“异”，然而正因为对尼采的哲学熟稔到极致，让其自由且超拔的精神深入自己的肺腑和骨髓，徐氏自谓的“异学”才充满十足的灵气和妙意。

异学首先必当是自我之学，其中蕴含的自我互观、自我反思与成长之义，正契合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那背负着象征旧价值的自我、同自我的精神搏斗以变身轻盈通透、向着超人而生的“成双的避世者”（Zweisiedler，见《苏鲁支语录》）形象，同时潜在地在新的哲学起点上回应了鲁迅那踟蹰于传统与现在、明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悲情意识。

进而由己推及文化与文明的领域，那灵动的生命以澄明的视线透视诸般精神现象。徐梵澄是深谙尼采“将视线转动”（Perspektiven umzustellen，见《尼采自传》）的本领的。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尼采的时期也是他潜心钻研佛学，尤其是法相唯识学之时，关于这个话题，他同鲁迅多有交流。1935年，他陪同来华演讲的锡兰比丘纳啰达（Bhikkhu Narada），为他做翻译，后来译出了其讲稿《佛教述略》（1939）。徐氏所译尼采文本，闪耀着佛学的灵性光彩。翻译的同时，他为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与林语堂主办的《人间世》撰写杂文散论，文章充盈尼采思想的锐利锋芒。前者多为尖锐的文化批评和时事评论之作，大抵仿鲁迅杂文；而后者多牵涉佛教文化和诸教斗争的话题，实是以尼采的“锤子哲学”突破桎梏的文明体系，解放自由的精神。

也正在此时，神秘的印度古学霞光通过尼采的著作第一次穿透了面纱，浮现于他的眼帘。他译到尼采回忆做《朝霞》一书时的灵感，颇可见文辞间泛起内心渴望的波澜：“‘ 还有着许多未曾炫耀的朝霞呵！’这印度语句写在此书之始。其发端者从何处能寻到那清新的朝晨，那至今还未发现的温柔的朱红，展开着一日。”译《苏鲁支语录》时，他多会遥想玄奘大师远行天竺求法与译佛经的往事，心生戚戚；而书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向着“超人”目标的游历，更激发起他追寻域外古学的“遥情”（Sehnsu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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