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孟康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而他在《汉书音义》中所注释的内容，也是需要客观看待的。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其原文中是如何对桃拔（符拔、扶拔）作注释的。前面讲到，《汉书》和《后汉书》中对桃拔（符拔、扶拔）的注释分别引用了外形“似鹿”和“似麟”来形容。同时还将猛兽造型独角的“天禄”和双角的“辟邪”，归类于似鹿造型的桃拔（符拔、扶拔）。颜师古所引用孟康的这句注释，本身就存在矛盾。是孟康在《汉书音义》中的注释本来就有问题，还是颜师古在引用注释时出了问题，我们现在暂时无法考证。但这条注释给后人和一些不辨是非的学者埋下了隐患，甚至还开始出现讹传。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些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偏安一隅的东晋至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这些文献资料中所出现的问题更为明显。

《西京杂记》这本书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普遍认为是两晋时期道教学者、炼丹家葛洪(284—364)所辑抄。此书，被历代指认为是伪书。所记载的内容虚实相杂，怪诞不经，多荒诞不可信。但从语气及内容来看，应当是杂抄两汉魏晋时期的遗闻轶事而成。《西京杂记·卷之三》【6】中记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骐䮼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五柞宫的西边，有一座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件石刻骐䮼，在其身上刻有文字，它们是秦始皇骊山陵上之物。这两件石骐䮼，高一丈三尺，也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的3米高。东边这只石麒麟的前左脚已折损，在其折损处有赤痕如血，当地百姓将其神化，说其体内有血有筋。）”这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陵墓前石刻麒麟的文献记载。

同时，在另外一本佚名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7】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青梧观，在五柞宫之西。观亦有三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其内容可以说与两晋时期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之三》中所记载的一模一样，只是将五柞宫和青梧观分开记载。这本《三辅黄图》的成书时间，不晚于南北朝时期。我个人认为，书中所记载的这段文字，可能参考或摘抄于《西京杂记》。

我就来分析一下这段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五柞宫是汉武帝在汉代长安城南面的建筑群，在如今西安城的西面陕西省周至县东南的集贤镇。中间这里是汉代未央宫遗址，骊山秦始皇陵在西安城的东边。也就是说，五柞宫和秦始皇陵分别在西安城的一西一东，中间直线距离至少有100里地。其次，骊山秦始皇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3米高左右的大型石兽，甚至连残损的石块也没有发现。堂堂的秦始皇陵前，难道只设置了这一对石刻麒麟吗？这不像是秦始皇的风格。其次，这一对骊山秦始皇陵的石刻麒麟，又为何会出现在长安城西边的五柞宫呢？除了《西京杂记》中有这段文献记载以外，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其它文献资料中，均未发现秦始皇陵前有设置石兽遗存的明确记载，也没有五柞宫内有石兽的文献记载。

比如，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在古代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卷十九》中也有记载“五柞宫”，却未见记载有“青梧观”，更没有提到这两件石麒麟。现如今，在整个西安地区的秦汉皇陵中，也未曾发现类似于南朝帝陵前设置大型石兽的证据。而作为曾经的五柞宫，现在的陕西省周至县集贤镇及周边地区，也未曾发现有大型石兽造型的遗存。不但没有“天禄”和“辟邪”，更没有“麒麟”。目前所见西安地区秦汉陵墓前的石刻，仅见于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而这一组石刻，与我们要探讨的石刻没有直接关系，属于单独出现的个例。

另外，在如今汉中市城固县张骞墓前有一对石刻。根据清代康熙56年[1717]王穆编撰的《城固县志·卷二·古迹》中有记载：“石虎，(县城)西八里，地有二石，形如卧虎，列于张骞墓前，水深数尺不没。”根据此文献记载，官方将此石刻命名为“石虎”，如今普遍被认为是属于西汉张骞墓。

但根据150年前，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杨守正编修的《城固县志·卷一·地理志》中载：“石虎，(在县城)西北八里，田中二虎，首昂尾低，鎚之则臭。”旁边又有记载：“汉博望侯张骞墓(在县城)西五里”。张骞墓在县城西五里，而这对石兽在县城西北八里。显然，这对石兽是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的这150年间被移动到张骞墓前。

民国时期，二石兽在张骞墓前160米处水田中，东西相对，间距14.4米。并于1938年的考古活动中，西北联大历史系师生将这对石兽挖掘出土。可惜这对石兽在1967年破“四旧”过程中被砸碎，并于1976年修复后，移置于张骞墓前陈设。

这对石刻为青石灰石质地，采用了圆雕手法，兽首高昂，颈部后仰，整体造型呈“S”型。虽然残损风化非常严重，但依然还能看出其整体的造型和气势。这与东汉时期流行的同类石兽造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此，个人认为，这对石刻应该属于东汉遗物，而非西汉张骞墓。这种将户外石刻随意移动后，造成历史信息的丢失和讹传并不少见。当地文博单位不加以考证，还讲故事作进一步讹传的行为极为可耻。

如果看过我麒麟专题视频讲解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自先秦到两汉时期的麒麟形象，均与凤凰配对出现。 当时的麒麟和凤凰在古人心中是最高级别的两种祥瑞，因此经常配对出现，所谓凤毛麟角就是由此而来。

而成对的麒麟形象从现有的考古出土文物来看，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所以，先秦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成对的石刻麒麟在陵墓前。而在陵墓前设置麒麟石刻，目前仅见于唐代武则天为其生母建造的唐顺陵前有一对。因此，《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这一对石麒麟真实存在吗？我个人认为，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存在过，而是《西京杂记》虚构的遗闻轶事。

但是，《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却被后世广为转载。也成为日后南朝帝陵前石兽被讹传为“麒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北宋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卷第四·宫室二·汉中》中就有记载：“青梧观，一作桐。《西京杂记》曰：观前有二梧桐树，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头高。丈三尺，东边者左脚折，折处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会血属箸焉。”

而且，南宋刘辰翁对唐代杜甫《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曲江二首》进行了批点，在对“苑边高塳（冢）卧麒麟”中的“麒麟”作注释时，就是直接引用了《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五祚宫西青梧观柏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丈五尺，左脚折余曰绊，音半，马絷也。赵曰：两句皆记眼前所见也。冢前有石麒麟，盖富贵之家，卧则冢之荒废矣，故公落句有感焉。”从中可以看出，此讹传到了唐宋时期，大多数的文人雅士已经将陵墓前的所有石兽普遍认为就是“麒麟”。你很难相像，像杜甫这样的著名唐代诗人，竟然也会将此讹传的名称写入诗中。而类似的诗词文献，自唐代以来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而南宋的刘辰翁，更是直接就引用了《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去论证杜甫诗中所描述陵墓前的“麒麟”，就是《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石麒麟”。用讹传的源头，再去论证后世的讹传，并做到了名称上的闭环，但却忽略了实际上外形特征的区别。真正做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这并不能怪古人。我是经过十来年对文献记载，和各种考古出土文物的收集，并实地走访考察过这些出土文物。而像杜甫这样的古人，在当时的条件下，缺少很多直接有力的证据。所以，古人在对更早的事物做论证时。大多数时候，只能去依赖古代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内容。这些文献记载中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他们当然不知道。而真相，并不是没有。史料中亦有相对正确的注释。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年）在对《后汉书·孝灵帝纪》中的“天禄”做注释时，就有用实物论证观点：“天禄，兽也……，案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juān）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宗资是东汉桓帝时期汝南的太守。而南阳宗资墓前的这一对石兽，自唐宋以来，就被记载于册。比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卷三》，还有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均有记载宗资墓前的这对石刻“天禄”和“辟邪”。

并且，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汝州知州王寀（采）在《汝帖》中，还收录了这对石兽身上所刻“天禄”和“辟邪”铭文的摹本。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卷十八》中均有记载。因此，这对石刻“天禄”和“辟邪”是汉代此类石刻中最著名的一对。

现如今，南阳市汉画馆大厅里展示有两件石刻，该对石兽由石灰岩雕成，其中左边石刻右膊部刻有“天禄”铭文，通高1.65、长2.20米，右边石刻通高1.65、长2.35米。据专家考证，这两件石兽制作于延熹九年（166年）以后，距今1800多年。

我们再看比唐代李贤注释更早的文献资料。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在《水经注·卷三十一》中亦有类似记载：“滍（zhì）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根据《吉成侯州辅碑》记载，此墓为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后,由乡人姻族为宦官州辅所立碑文，原碑立于叶县。

《水经注·卷二十三》汳（biàn ）水中还记载：“汳水又东迳梁国雎jū阳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迳其南，汉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树碑，以进厥德。遂前有师子天鹿。累博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从这段文献记载可知道，在商丘雎县襄乡有一座佛塔，东汉熹平君所立。死后，其弟在其墓前刻石树碑，墓道前有石刻的狮子和天鹿。此天鹿并非鹿形动物，而是指有独角双翼猛兽造型的天禄。

我们目前所见东汉此类石兽的遗存，主要分为两大类，三种造型。一类为狮子造型，另外一类为有角有翼的猛兽造型，其中独角有翼的为天禄，双角有翼的为辟邪。这些石兽遍布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地。但而从未见过大型石刻的鹿形动物，更没有与鹿相似的麒麟造型。可见，《水经注》中的这段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就来看一下全国知地的一些相关出土文物。

民国年间，在山东临淄地区出土了两件石刻狮子，残高：91.50厘米，残长：130厘米，宽：48厘米。在其颈部刻有隶书题铭“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师子一雙”。表明这一对石刻狮子，是由洛阳中东门外一名叫刘汉的工匠制作而成，然后运往山东临淄地区。这一对石狮的体量并不大，从洛阳运到山东地区并不难。

另外，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前，也有一对东汉石刻的狮子造型。其《石阙铭》上明确记述了石狮凿刻的年代及详细情况：“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季）弟卯造北阙，直（值）钱十五万。孙宗作（阝市）狮子，直（值）四万。”

表明这对狮子是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一位名叫孙宗的工匠制作而成，价值四万钱。

还有1960年，陕西咸阳市国棉二厂工地出土一对东汉狮形石刻，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河南省博物院里，也收藏一件东汉石刻狮子，1988年，出土于许昌市。其造型与咸阳国棉二厂出土那对石刻狮子造型一样，但河南博物院却将其标注为“石辟邪”。

1954年7月，河南洛阳涧西孙旗屯，出土了一对有角有翼猛兽造型的石刻，一只独角一只双角。高122厘米、长165厘米。在石刻的颈背位置，阴刻有“缑氏蒿聚成奴作”七个字。这里的缑氏，应该指的就是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区的缑氏镇。这七个字表示这件石刻是缑氏蒿聚一名叫成奴的工匠所制作的。虽然没有像前面那两组石刻在肩膀上刻画“天禄”和“辟邪”的铭文。但其造型与南阳汉画馆所陈列的石刻相似，可以确定它们就是属于同时期同类型的石刻。

1992年12月，在河南洛阳孟津老城油坊街村西挖水渠时，在距地表约5米深处，出土了一件独角有翼猛兽造型的石刻，出土时残损。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石阙的残块，应该是被毁坏后堆放在一起的。经过修复后，在洛阳博物馆中展出。它通高1.9米,长2.97米、宽0.9米，重近8吨。是目前出土同类汉代石刻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而《西京杂记》中记载的那对石麒麟头高（一）丈五尺。若在汉代，一丈五尺等于3.465米。那么，其体量将是洛阳这件几倍之大。将他们从秦始皇陵移到100里外的“青梧观”不太现实，也没有理由。因此，种种证据表明，《西京杂记》中的这段记载，其真实性并不可靠。

从目前现有考古出土的这些石刻文物来看，在高级官吏陵墓前设置类似大型石刻的风尚，始于东汉中期偏晚的洛阳和南阳一带，并有专门负责制作这些石刻的工匠和作坊。这种石刻自东汉中晚期开始，以河南洛阳和南阳为中心形成风尚之后，逐渐向山东、四川、陕西、安徽等地方传播。

我们再看一些其它的出土文物，来作进一步的论证。2008年，河南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经抢救性考古发掘被确认为东汉晚期曹操墓。曹操（155-220年）墓所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中，有一组带榜题的神兽图像。可识别的榜题从左至右分别是“舍利也”“阳遂鸟”“辟邪离也”“猎人也”。

其中榜题为“辟邪离也”的旁边，是一只一头上有双角，肩有羽翼的猛兽造型。我们将其与洛阳出土的东汉石刻，还有现存南京狮子冲的南朝石刻作下对比。除了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外，其它有角有翼猛兽造型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而类似带“天禄”和“辟邪”铭文的形象，还见于东汉时期的青铜镜上。而这些青铜镜上与铭文相对应的形象，与同时期墓葬前的石兽造型高度吻合。另外，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麒麟”形象一直都是鹿形独角的造型。所以，“麒麟”和“天禄”“辟邪”的造型，在两汉时期是非常明确的，在外形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西京杂记》中这段最早将陵墓前的石刻，称之为“石麒麟”的记载，却极大地误导了后人。特别是南朝及后来的很多诗词文献记载中，便误以为此类陵墓前的石刻，不管长什么样子，它们都是“石麒麟”。

比如，明代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卷九·古蹟类》中记载：“石麒麟，在长兴西北二百步大雄寺南。”

还有明代刘昌在《县笥sì琐探摘钞·卷一》中，将南阳至麒麟岗所见陵墓前的石刻称之为“石麒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姚旅在《露书》中，对陵墓前的石刻进行了考证：“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禄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历朝历代的陵墓制度不同，他将唐宋以后陵墓前所见的石羊和石虎考证为天禄和辟邪，显然是不对的。

后面又说：“今元旦画形悬门，正辟邪也。荆楚岁时记谓虎者误。罗愿又谓，挑拔一角曰天禄，两角曰辟邪者，亦误。若系一兽，《十洲记》不宜两著其名矣。”这一句还是很有道理的。

据说是西汉东方朔编撰的《十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聚窟洲……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所以，如果说天禄和辟邪，从来没有统称过。目前最早仅见于唐代初期，颜师古在《汉书》中的注释。

后面还说：“辑柳编谓，后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寝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则汉宗资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禄、辟邪矣。且设此原以辟猛兽，若用石羊，宁复足畏。” 这段话说对了一半。汉代使用石刻天禄和辟邪的制度最初确实跟帝王无关，而是官吏或地方豪绅们形成的一种风尚。它们本身就是宗教信仰思想下赋予的名称而已，其功能就如其名，是古人追求“天禄”和“辟邪”，而非指造型。古人希望能通过这两种“虚构”的神兽，能让他们“永享天禄，避险除凶”。而汉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石羊，其作用主要是引领升仙，而非镇墓辟邪。

而完全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的，却是另外一本史料，那就是《南齐书》。我们现在普遍看到近现代学者，称南朝帝陵前的石刻为“麒麟”的主流观点，这本史书就是“罪魁祸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些明显有误的古代诗词文献资料，在经过历朝历代的讹传之后，已经完全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这也是导致现如今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直接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刻统称为“麒麟”的主要依据。明知有错，却将错就错的继续以“麒麟”命名，这种助长“指鹿为马”的行为，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