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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是，在2020年之前，这本书是很难写出来的。首先，过去学者没有条件看到如此之多的印本。为了写这本书，我经眼了众多不同的《元史》刻本，每一种刻本之下，又尽可能搜集不同印本，以至于从网上找到的电子资源就不下五十种。假如这些都是靠一个一个图书馆去查阅原书，工作量将会相当惊人。而且公共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调阅古籍善本比较麻烦。而近二十年来，不少图书馆放宽了阅览条件，古籍电子资源不断丰富，数字人文技术也在迭代发展。相对于前辈学者，目前的阅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改善。

此外，《元史》本身的特点也加重了调查难度。《元史》南监本主体部分沿用了洪武板片，但做了修补，二者版式行款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元史》洪武本和南监本的关系存在不少误会，一个普遍看法是，南监本是洪武本的后印本，这就造成了三个结果。一是在著录版本的时候，经常做不到仔细区分洪武、南监本，著录信息难以取信于人。后来纸质卡片上的版本信息被录入电脑，大量套用数据，又造成新的错误。二是客观上降低了对洪武本的重视程度，将其与南监本等量齐观。比如国图收藏了一部南监本（索书号：07371），阙卷阙叶居然以三种洪武残卷配补，其中就包括明朝大藏书家袁忠徹的旧藏，印鉴历历在目。三是流传至今的洪武本、南监本很多不是全本，存在穿插配补的情况，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版本鉴识的难度。比如上海图书馆收藏了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线善790173-212），长期以来一直被著录为嘉靖南监本，实际上这部书的底子纯粹就是洪武本，而缺损叶面以南监本穿插配补，因此在版心上方，嘉靖年号往往赫然在目，容易造成误导。

2007年，中华书局开始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我的导师党宝海当年受陈高华先生委托，重新着手调查《元史》版本。一开始探索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公藏单位，尤其是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后来扩展到外地。那时候他为了核对版本，只能一家家图书馆挨个跑，一本本书逐叶翻，受现实条件制约很大。党老师曾告诉我，其实在十多年前，他已经注意到浙江图书馆收藏了一部洪武本《元史》，想去一探究竟，到馆之后，馆员阴差阳错没有找对索书号，结果遗憾地失之交臂。

2023年12月，有朋友告诉我，他在浙江省古籍普查数据中看到一些书影，可能有我要找的版本，正犹豫要不要买票去一趟杭州。恰好当时浙江省开风气之先，把省内很多重要善本古籍的电子版公布在了网上（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https://history.zjlib.cn/），我随手检索，恰好就有一部《元史》，是浙江图书馆藏书（索书号：善000022），我在网上一叶一叶翻过去，最后惊喜地发现，这是一部部帙完整且没有配补的洪武本！十多年前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好像完全不费什么功夫。所以，前辈学者面对的阅读条件，确实远远比不上当下。找到这部洪武本之后，我立刻向党老师汇报，他很激动，跟我谈了不少当年调查版本的秘辛。

浙江图书馆藏《元史》洪武全本

您2020年加入《元史》修订组后，提出新的整理工作应彻底放弃原来用的百衲本，改用《元史》最早的洪武刊本为校勘底本，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当年中华书局调整了修订体例，正式确定以洪武本为校勘底本。能否谈谈其中的经过以及关键版本的发现？

张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元史》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任何一部完整的洪武本。当时能够利用的洪武本大多数是北平图书馆藏书，其中不少可以追溯到内阁大库旧藏；至于说阙卷，再以商务印书馆自藏嘉靖南监本的早印本配补。后来，张元济先生经眼的几种洪武残本大多数分藏北京、台北两地。197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元史》，能够利用的也只有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的几部洪武残本。2007年，中华书局开始重新修订二十四史，这种情况没有本质改变。当年修订组的版本调查集中在北京地区，主要也是看看能不能在京内公藏单位榨出最后一点油水，拼凑一部洪武全本。结果当然不是特别理想，而且正是开始这种预设，反而忽视了一些其实就在我们手边的重要版本。

首先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洪武刻本（索书号：线善758293-332）。这是一部没有任何补板的洪武本，实际上就那么敞亮地放在那里。直到2025年8月份，我去上海图书馆核对版本，递完条子后闲着无聊在古籍部门口翻阅卡片，才注意到这个版本。第二就是刚才说到的浙江图书馆这个版本，也是一部完全没有补板的洪武本，印次略晚于上图本。

上海图书馆藏《元史》洪武全本

不过，2007年前后，版本调查还是取得了很大收获。其中一个成果，就是党宝海老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挖掘出的洪武配南监本，这部《元史》为燕京大学旧藏（索书号：NC/2700/3933.13），后来中华再造善本予以影印。第二个关键发现，是刘晓老师2010年在京都大学看到的另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I-2-73）。两个本子的洪武板片都不全，还穿插配补了不少南监本板片，不过洪武板片的总数已经非常可观了。后来我做过统计，洪武本《元史》全书四千四百六十六叶，拿着两个本子的洪武板片搭配起来，只有七叶需要整体配补，可以确定是洪武本板片的，能够达到《元史》全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所以，有了党宝海老师、刘晓老师奠定的基础，到了2020年，修订组最终做出决定，不再用百衲本《元史》做底本，而是直接换成了洪武本，具体工作流程是，使用燕京、京大两个本子，汰除南监板片，再通过穿插配补，把洪武本全部复原出来。当时张帆教授也非常认同我们的看法。决定换底本之后，我又发现了前面提到的两个洪武全本，这使得后续工作更加便利。

从版本调查到做出换底本的决策，事实上是大家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元史》修订组选择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作为底本，也是基于版本利用情况的无奈选择。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张元济说法左右。张元济固然是一流学者，但同时也是精明的商人。我们现在知道，百衲本《元史》是合并影印洪武本、南监本而成，可张元济在出版说明里面声称，影印底本就是“明洪武刊本”，其实他是知道实情的，在和下属丁英桂书信中提到：“《元史》称洪武刊本，可一律。”洪武本版心一般标记刻工字数，而嘉靖南监本除了重刻板片在版心上方标记年份之外，大多白花花一片。我发现百衲本在描润南监本板片时，居然故意在空白版心写上刻工姓名，以冒充洪武板片。当然，七十年代的修订者很快就发现了百衲本拼合的痕迹。所以在后来点校工作中，如果《元史》这一卷有洪武原版，那么底本就抽换为对应的洪武本。只不过这种抽换工作并不是很充分。比如国图所藏洪武本（索书号：A01173）正是点校本所参考的一个本子，这本书还保留了洪武年间的蝴蝶装旧式，没有纸捻、穿线加固，历久岁月，在北京干燥的环境当中，粘胶稍经翻检极易散碎。我在调阅这部书的时候还发现，前半部分书叶参互不齐，后半部分尚且整齐如新。或许当年修订《元史》，仅仅参考了这部书前半部分。

鉴于百衲本名声一向很好，而且《元史》既有点校成果在二十四史里面都称得上优秀，所以2007年修订《元史》，还是使用百衲本作为底本。我和修订组党宝海、胡珂、陈晓伟等老师私下讨论，都认为这件事还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使用洪武本作底本是可行的。修订组采用大兵团作战，分配给我的是《河渠志》，分给陈晓伟老师的是《三公表》和《宰相年表》。然后我就利用分给晓伟老师和我的这两部分，对百衲本做了细致的文本校勘，辨析来源。此外，逐叶鉴别燕京、京大两部洪武配南监本，在四千四百多个筒子叶当中区分洪武、南监板片。有了这个数据基础，中华书局以及修订组领导很快就接受了建议，抽换底本水到渠成。

《元史》的两次纂修与“外证”的价值

《元史》成书非常仓促，三百多天就修完了，普遍认为它的编纂质量不高。您能否具体谈谈其中的问题？

张良：《元史》成书太仓促，迟至清代前期，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人两传，前后体例不一等等。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元史》在二十四史里面算是修得比较差的。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我在梳理《元史》二次纂修问题的时候，试图还原了一下当时的场景。

先说一下背景。《元史》编纂分两次完成：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修成了从太祖到宁宗十三朝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洪武三年二月到七月，补修顺帝一朝，共五十三卷。这两次加起来，一共有两百一十二卷，最后局部拆分配补，合成今天通行的两百一十卷本。分成两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就是元顺帝时期史料不足，以宋濂为首的修史班子只能临时停工，派员到各地搜集顺帝朝资料，半年后重新开始纂修。

问题出在两次纂修之间。洪武二年八月，《元史》修订暂时告一段落，史臣将稿本进呈朱元璋过目。朱元璋一看，很开心，当即下诏“誊写刊行”。也就是说，这书实际上还没修完呢，老朱就下令开工雕版了。

我觉得史臣骂娘的心都有了。原本洪武二年的进呈本就是一个“半成品”，结果朱元璋一拍大腿，上来就要刊刻。命令是不能违逆的。所以从洪武二年年底到洪武三年，《元史》编纂陷入了非常尴尬境地：这边在继续纂修顺帝朝的史事，那边洪武二年修成部分已经开始上版，批量固化了。修史和刊刻并行，旋编旋刻。

如此仓促行事，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洪武本、南监本，不少志、传卷首标记的次序和通行本次序就不一样，比如今本卷一六五，卷首标记“元史一百五十五”，今本卷一七六，卷首标记“元史一百六十四”，不一而足。后来在影印百衲本的时候，这些所谓“倒错”卷次全部被“改正”了次序。再比如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睦尔，就是元顺帝，北元称惠宗，开始编修《元史》时还活得好好的，没有谥号，所以《元史》部分初修卷次提到他的时候，多用墨丁或空白代替，而且预留了三个字的位置，可能史臣考虑到朱元璋心血来潮，仿效泰定帝故事，给这位前朝皇帝加上三字称号。当然，史臣、刻工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初修、后修的蛛丝马迹，比如前面提到的“卷次倒错”，反映了洪武二年初修时预定的排列次序；另外两次刊刻的版心、卷首及卷末标记也有系统差别，凡标记“本纪”“列传”，都是洪武二年初修板片，另有标记“纪”“传”的，则是洪武三年续修板片。这种差别在志、表部分倒是没表现出来。

洪武三年七月，续修部分终于完成，到十月宋濂写《目录后记》时说“镂板讫功”。也就是说，从下令续修到全部刻完，只用了三个多月。这么短时间，又要修书又要刊刻，很多问题根本来不及统筹。一般认为朱元璋如此急于求成，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您在全书方法论部分特别指出，要重视文本的物质载体、相关人物和时空环境，即相对于“内证”（文本内容）的“外证”，尤其是“实物版本”的鉴别。仅仅依靠“内证”是有缺陷的。能否具体谈谈“外证”对《元史》研究的意义？

张良：我在书中把洪武二年、三年两次纂修《元史》形成的所有卷目做了厘清，主要就是利用一些版本上的物质痕迹。

区分《元史》哪些篇目是洪武二年初修，哪些是次年续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前研究这个问题，只能根据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续修部分主要集中在顺帝一朝，那么其他部分就是初修；另外不少篇目的主事者也可以考察清楚，结合此人何时参加修史工作，可以反推所撰篇目的修订次序。当然了，按照这些方法，不可能逐卷、逐篇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在我之前，本纪、诸表已不存在问题，志书部分留了一点尾巴，列传部分遗留的问题最多。我通过梳理板片特征，寻找一般性规律，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最终结论也验证了大多数前人成果的可靠性。

把两次纂修的篇目彻底厘清之后，很多围绕《元史》成书的细节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一人两传”的问题。姚大力老师曾问我：“‘一人两传’是不是因为两次刊刻造成的？”结果不是。对照前面的结论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一人两传”的情况在第一次刊刻时就出现了。此外，《元史》列传排序问题颇为混乱，其成因倒是和两次刊刻密切相关。所以《元史》成书的仓促和粗疏，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严格来说，洪武本《元史》就是一部半成品，除修订的时候各自分工，成于众手之外，纂修日程过于仓促，以至于连统稿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到续修的时候，日程更加逼仄，而且还要一边修书，一遍刻板，又让早先出现的错误难以修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元史》品质的简陋，也就能够报以理解之同情了。

很多历史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更重视文本内容本身，但“内证”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通过版本上的一些外在痕迹，即版刻特点和风格，则可以顺利区分两次刊刻的内容，如果仅仅依靠“内证”，这个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当然反过来也同样如此，“内证”和“外证”是不可偏废的。而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版本学、对实物版本研究存在忽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状。

另外我想说的是，近年《元史》研究更偏向中西交通，大家的眼光纷纷向西。热衷“预流”，过分强调“问题意识”，新材料、出土文献、域外材料优先，反而造成那些最基础、最“大路货”的传世文献受重视不足，长期处于“灯下黑”的状况。提起《元史》，不少人头脑里浮现出来的也只有中华书局那十五册小绿皮，缺乏文献学意识。

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

其实在2010年以后，古籍电子资源肉眼可见地愈发丰富，当然这离不开象牙塔内外理想主义者的推动。书格（https://www.shuge.org/）、奎章阁（https://www.wenxianxue.cn/）以及典津（https://guji.cckb.cn/）等基础设施的搭建，给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研究条件虽然还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终归还是在不断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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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我把“二次纂修”的结论向党宝海老师汇报之后，他曾说：“这个问题居然是你小子解决的！”导师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核心材料并不隐晦，方法论也称得上直白粗暴，如果不是这种“灯下黑”的状态，其实应该更早被人解决。

史源学的贡献、困境与标准

有一部专门记录元顺帝朝史事的编年体杂史著作《庚申外史》，过去有人认为是《元史·顺帝纪》的史源，您认为不是，请您谈谈依据。

张良：《庚申外史》和《元史》共享大量相似的材料、相似的文句，过去很多人认为两者之间存线性传抄关系，简单来说，《庚申外史》长期被视作《元史·顺帝纪》的重要史源。然而这个看法是不成立的。

苏州图书馆藏明抄本《庚申外史》

第一，就前后纪事体系性而言，《庚申外史》显然比不上《元史》，往往某类记载略备一隅，或是某一事件有始无终。虽然《元史》与《庚申外史》有共同材料来源，但很显然，在各自经历文本传续衍变之后，二者已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第二，《元史》与《庚申外史》对应记载互有详略。不过多出文本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在排除文字润饰成分前提下，《元史》文本中年月、人名、地名等有效信息往往多于《庚申外史》，呈现出官修档案巨细靡遗，又冷静精确的特点；而《庚申外史》较《元史》多出部分，则不脱小说家成色，带有更多情节化的特征，比如刺杀孛罗帖木儿那段，增加了大量人物对话和戏剧性描写。这说明它们是同源材料在不同系统中演化的结果，而不是谁抄谁。

因此，《庚申外史》并不是《元史》的直接材料来源，其前身是刘夏《庚申帝大事纪》。刘夏北上访史，和畅勋等前朝故老畅谈几昼夜，后来连缀成书，以听来的八卦为基础，增添洪武二年、三年其他几队人马北上访得的元朝档案文献，此外还参考了明朝自己修纂的编年史。《庚申外史》与《元史》部分内容同源，然《元史》无论在细节丰赡程度方面，还是史事排布的体系性上，都要远超前者；此外，《庚申外史》还有不少独门记载，多没有得到《元史》编纂者采择。可以肯定，《庚申外史》并不是《元史》的直接材料来源。

如您所说，“史源学”近年产出了很多新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能否请你谈谈，史源学带来哪些洞见？另一方面，您对史源学有哪些反思？

张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史源学研究做到一定程度，难免会出现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陷入机械化、庸俗化的窠臼，比如在文章里列个表，左一栏、右一栏，做简单对照。研究越来越顺手，但也意味着陷入瓶颈。比如很多研究呈现出这样的面貌，简单一看，两种文本之间堆砌了一些相似的材料、相似的文句，甚至共有几个人名地名这类关键词，就认为它们存在线性传抄关系。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我现在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同源关系能否成立的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如何判断两种文献之间究竟是线性因袭，还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总之，标准问题需要被重视起来。

此外，史源研究做得多了，也要考虑其意义何在，不至于鹦鹉学舌般起高调，也不至于对文献学研究妄自菲薄。

当下流行的“史源学”研究，其实跟陈垣并没有密切关系，更大价值在于，从精神层面接续了顾颉刚当年古史辨派那一套文本辨伪的意识。我们研究的内在实质是“做减法”，顾颉刚不也在“做减法”吗？他对材料进行辨伪，这个书是伪书，那个书不能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减法。顾颉刚先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而当下研究由唐以后断代的学者执牛耳，本身也“后发”断代在方法论层面的“补课”。从学术史角度来说，这一类研究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所谓“走出疑古学派”，难免存在意气成分。即便那些学术界尖锐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其实很难完全走出顾颉刚搭建的理论框架，所谓“纯粹的信古”，也就是神道设教，跳出现代学术之外了。即便有些人抱持批判心态，比如王国维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把顾颉刚骂个狗血淋头，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客观上却是对既有体系的修正。在学术对话中，这是一种有尊严的态度。

苗润博《〈辽史〉探源》实际上也是在做“辨伪”工作，其观点极其有价值，将文献中不太可靠的部分、有疑问的地方揭示出来，并告诉我们它是不能用于研究辽史的。这就提示我们，其实，我们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需要注意文本层面的辨伪。当然，既有的辨伪溯源工作并不是没有瑕疵，研究的终点也不应该停留在这里。探源辨伪之后该怎么办，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期待更多《先公先王考》问世。

关于怎样定义“史源”，您心中的标准是什么？

张良：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是判断抄袭、洗稿的通行方法。

第一，判断同源关系，不能仅仅关注客观事实的一致性。一个句子有中心词和附加语，从技术层面来看，如果两句话同源，不仅要看中心词是否一致，还要看附加语，以及中心词与附加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仅仅是中心词一致，同源关系是较为薄弱的。中心词反映的多是客观数据，即便执笔主体存在不同，文本脉络并无交叉，面对同一客观事、物如实记载，也能够体现出一致性。比如，不同系统的史书记载了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曾在什么地点担任过什么官职，这里的人名、地名、时间、官名等都是客观数据。如果只是把这两种史书中的客观事实进行比对，虽然中心词可以对得上，但文本未必同源。这时，附着于中心词的附加语就像防伪标记，给同源关系增添了一层保障。

第二，文本搭建的逻辑是否存在一致性？比如《隋书·经籍志》总序是根据牛弘在隋代的一篇奏议文本《请开献书之路表》改编的。牛弘奏议为什么可以视作《隋书·经籍志》总序的源头？因为这建构逻辑是相同的。当然，还有不少句群表述完全一致，比如“赤轴青纸，文字古拙”一类，《隋书·经籍志》和《请开献书之路表》都有这样的表达。同样可以类比《汉书·艺文志》总序与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的关系。

第三，“内证”和“外证”之间的关系。这里还是涉及当下流行的“史源”研究。比勘文本、追溯史源并不是文献学研究的全貌。从文献学的角度，第一步其实应该是考古学层面的工作，要先比对、鉴别实物，分型分式，建立谱系。在实物比对基础上，配合文字校勘成果。“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物质载体，也涵盖文本内容，二者不可偏废，不可专重载体，也不可专重内容。现在历史系背景下的史源学研究，虽然号称是在做文献，实际上还是比较偏向于文本的校雠和“内证”的衔接，并不太重视“外证”的比对。

史源学是不是在《元史》这样“粗糙”的文本上更容易做出成果？

张良：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元史》部分列传的成文逻辑一眼可知，先抄下《经世大典》当中的附传，后面衔接一篇碑传文本，因此从基底来看，一个人的事迹就这样被重复了两遍。如果再精细一点，则从《实录》中摘录出系年事迹，从文集中抄撮出传主奏议，塞入传记字缝之中，于是一篇史传本文就缝合而成了。然而文本体裁不同，来源各异，史臣若不加以润色，就很容易找到不同系统文字拼接的茬口。《元史》当中这类情形还是有不少的。

王慎荣《元史探源》

其实除了文本粗糙与否，材料时代的早晚也影响着研究能否深入下去。研究《元史》，可以找到不少更加原始的记录，王慎荣《元史探源》几乎可以逐卷标记材料来源，当然现在看来还是有值得推进的地方。但同样的做法，对于宋以前断代来说就比较为难。陈尚君、仇鹿鸣、唐雯、夏婧等学者对《旧唐书》《新唐书》的史源追溯，已经做到了极尽精微的程度，反过来也映衬出材料不足的现实。另一个方面，《明史》修得极精细，与《元史》几乎是两个极端，但它的史源研究同样值得挖掘。《明史》时代靠后，不同阶段的纂修稿本历历在目，纂修时使用的原始资料大量流传到今天，知人论世的素材也极为丰富。万斯同的遗稿、钱谦益及潘柽章的记载，与最后钦定《明史》往往并不一致，这种差异本身就很有研究价值。背后涉及民间修史与官方修史的互动、政治话语的争夺、历史书写方式的变化。庄廷鑨们的魂魄或许还活在故纸堆当中，等待我们抢救挖掘。假以时日，研究成果必然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