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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樵游览记·烟霞洞图》（大科书院所在地） 作者供图 |
□ 任建敏
岭南大地，自古便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景观著称。明代以降，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加速开发与广府地区的崛起，岭南不再仅仅是“奇珍异宝”的汇聚地，更涌现出一批在政治、思想与文化领域影响全国的人物。其中，位于广州府南海县境内的西樵山，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座寂寂无名的山岩，一跃成为“伯仲罗浮”“比肩岳麓”的理学名山。其核心驱动力，正是明代中期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代名儒在此兴办的大科、云谷、石泉、四峰四大书院，它们共同构筑了明代西樵山璀璨的理学与书院文化景观，也成为浓缩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
【壹】 时代风云与名儒归樵：西樵理学的滥觞
明代中叶，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后，素以荒唐著称。他疏于朝政，沉湎玩乐，宠信刘瑾等“八虎”。正德皇帝的种种行径，如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亲征、执意南巡、兴建豹房等，使得许多有气节的士大夫或选择激流勇退，或选择栖隐山林，以待时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樵山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位客人。
其一为湛若水（号甘泉）。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是明代大儒陈献章（号白沙）的得意门生与衣钵传人。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理学思想开启了岭南心学之先河，湛若水则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创立“甘泉之学”，与王守仁（号阳明）的“阳明之学”并称明代心学两大宗。正德十年（1515），湛若水因母丧丁忧返乡。面对正德朝的混乱政局，他选择暂离庙堂，将目光投向了风景秀美、适宜讲学的西樵山。
其二为方献夫（号西樵）。方献夫是南海孔边人，同为弘治十八年进士，与湛若水同年。他早年入翰林，后转吏部。在京为官期间，方献夫与王守仁同为心学阵营，但他更早地将目光投向西樵，以“西樵”为号，足见其对这座山的深厚情感。正德七年，他辞官南归，便有在西樵山定居讲学之志。
其三为霍韬（号渭厓）。霍韬出身南海石头乡的寒微之家，凭借聪颖与勤奋，于正德九年（1514）高中会元，踏入仕途。不久回乡成婚，后又连遭父丧、妻丧。面对正德朝的政局，他亦选择暂避锋芒，在守制期满后并未急于返京，而是流连于西樵山水，与湛、方二人论学。
这三位岭南俊杰，或因避世，或因治学，或因乡情，不约而同地将西樵山选为其栖息与精神寄托之地。西樵山以其清幽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以及逐渐兴起的人文氛围，成为了他们理想的“江湖之远”。他们的到来，为西樵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力，也预示着一座理学名山的诞生。
【贰】 四大书院的崛起：理学传播的殿堂
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人在西樵山的活动，并非简单的隐逸，而是积极地开创讲学事业。他们所创建的四大书院，成为了明代中期岭南理学传播的核心阵地，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大科书院与云谷书院：湛若水的双璧
湛若水在西樵山的经营最为引人注目。他最初属意于云谷，曾赋有诗称“千秋云谷还归我”。但正德十二年（1517），在方献夫的盛情邀请和“留此峰久矣，以待甘泉子耳”的感召下，湛若水最终选择在大科峰西侧的烟霞洞卜筑。初期，他在此修建了“烟霞隐居”，作为个人修身与家庭安顿之所，并附设讲学场所。随着慕名而来的弟子日益增多，原有的规模已不敷使用。正德十四年（1519），在弟子陈谟、霍敦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于烟霞隐居下方扩建，正式形成了以凝道堂、进修斋、敬义斋等为主体建筑的大科书院。
大科书院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优美的山林环境，更在于湛若水为其制定的《西樵大科书堂训规》。这份训规详细规定了学生的作息时间（“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学习内容（诵书、看书、作文、默坐思索、温书）、课堂纪律（强调“长幼之序”与“诚由中出”），甚至对学生的家庭生活、与官学的关系等都做了周全安排。湛若水强调“科举乃圣代之制”，鼓励弟子应考，同时又巧妙地处理与官方提学官的关系，体现了其成熟的政治智慧。
在大科书院讲学期间，湛若水著述丰硕，完成了《二礼经传测》《古大学测》《中庸测》《樵语》等重要著作，培养了杨鸾、陈谟、霍敦、甘学等大批优秀弟子。大科书院声名鹊起，时人誉其“几与岳麓、白鹿鼎峙”，西樵山也因此被誉为“道学之山”。
而在晚年，致仕返乡后湛若水并未忘怀其最初对云谷的钟情。嘉靖二十三年（1544）湛若水重新经营云谷，兴建了规模较之大科更为宏伟的云谷书院。云谷书院设有察伦堂、尊师堂（祀陈白沙）、会友堂、见泉楼等建筑，成为湛若水晚年讲学的重要场所。
石泉书院：方献夫的传习之所
方献夫是三人中与西樵山渊源最深者。正德七年（1512）辞官归山后，他便着手在石泉洞营建居所。正德十二年（1517），建成紫云楼与沛然堂，名曰“石泉精舍”。嘉靖年间，因恭贮御赐书籍（《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扩建为石泉书院，并建有御书楼。
方献夫对石泉书院及其周边的经营颇具匠心，形成了以书院为中心，辅以天湖、天湖亭、与鹿亭、爱瀑轩、留虹桥等景观的建筑群。其范围北至翳门关，西含宝鸭池，东抵观翠岩，规模宏大。
作为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在石泉书院亦有传习心学之意。他曾与湛若水讨论陆九渊心学，并与陈激衷、王渐逵（青萝）、何维柏（古林）等学者在此讲学论道。虽然关于石泉书院日常运作和传学情况并未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但其作为方献夫传播阳明学说、实践学术主张的重要场所，地位不容忽视。浙江学者方豪在为石泉书院所作的记中，盛赞西樵山因方献夫而闻名，称其为“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
四峰书院：霍韬的宗族教育
霍韬在西樵山创建书院的时间较晚。嘉靖二年，他才购得西樵山宝林洞（原宝峰寺旧址）之地，创建精舍，后因御书楼的建立（嘉靖五年，1526）及精舍外四峰环列而改名四峰书院。
四峰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浓厚的家族教育色彩。它不仅是霍韬个人的讲学之所，更承担着培养霍氏宗族子弟的重任，是霍韬宗族建设计划中的重要一环。霍韬亲自为四峰书院制定《四峰书院事例》，详细规定了书院的经费来源、开支项目（包括教学、祭祀、日常维护，甚至京供、军饷等），并强调子弟需“朝耕暮读”，将学业与生产相结合。
霍韬虽长期在外为官，但对四峰书院的运作极为关注，通过书信指导山长郭肇乾及四弟霍任等人管理书院事务，延请名师（如罗一中、梁大畜）教导子侄。他对子侄的教育要求严格，既强调儒家经典的熟读，也注重“圣贤事业”的熏陶，同时严禁奢侈恶习，要求勤俭持家。四峰书院的教育卓有成效，霍氏子弟中多人获得科举功名，霍韬的宗族建设也因此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发展的典范。
【叁】 理学与政治的交织：大礼议、毁淫祠及其影响
西樵山四大书院的兴衰，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
大礼议的波澜
正德皇帝驾崩后，其堂弟朱厚熜（嘉靖皇帝）继位。年轻的嘉靖皇帝欲追尊其生父兴献王，引发了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之间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在这场关乎皇权与礼制的激烈博弈中，蛰居西樵山的方献夫、霍韬等人敏锐地把握了时机，上疏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认为“继统”不必等同于“继嗣”，为嘉靖皇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们的声援，虽在初期力量微弱，却为孤立无援的嘉靖皇帝送去了雪中之炭。随着嘉靖帝在“大礼议”中逐渐占据上风，方献夫、霍韬也因此获得皇帝的青睐，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迅速崛起为嘉靖朝的重臣。方献夫官至内阁大学士，霍韬亦官至礼部尚书，湛若水亦官居南京兵部尚书。这场“大礼议”，不仅改变了这几位学者的个人命运，也使得西樵山因其名儒的显赫而进一步提升了在全国的知名度。
毁淫祠与宝峰寺公案
明代中期，理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部分理学背景的官员发起了“毁淫祠”运动，旨在打击不合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场所，推广儒家正统。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广东大力推行毁淫祠政策，将许多寺观改为书院、社学，其田产也随之转移。
在这一背景下，西樵山宝峰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嘉靖二年（1523），宝峰寺因“僧奸淫不法事”被官方下令拆毁发卖。霍韬先是从友人黄重处承买了宝峰寺旧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峰书院，并购买了部分寺田作为宗族祭田。此事在后世流传中逐渐演变为“霍韬强占宝峰寺”“毁寺葬母”等传说，成为一桩聚讼五百年的公案。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理学力量对传统佛教及民间信仰空间的竞争。霍韬、方献夫、湛若水等人在朝为官期间，亦曾多次上疏，主张限制僧道发展，打击“淫祠”，体现了他们作为理学家的共同立场。
【肆】 盛极而衰：书院的命运与理学的传承
西樵山四大书院在正德、嘉靖年间盛极一时，但其辉煌并非没有隐忧。朝廷对民间讲学活动的警惕、不同理学思想之间的竞争，都为书院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禁毁书院的冲击
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甘泉之学”始终存有疑虑。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弹劾湛若水学术偏颇，请求禁毁其书院。虽经吏部回护，湛若水本人未受严惩，但嘉靖皇帝下令改毁其未经明旨私创的书院，主要针对其在南京的讲学场所。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讚再奏禁兴造，进一步限制了私创书院和刊刻书籍。
更为沉重的打击来自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为整顿学政、强化朝廷对讲学活动的掌控，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禁毁天下私创书院。西樵山书院亦未能幸免。据郭棐《岭海名胜记》记载，广东地方官奉行禁令“急如风火”，导致西樵山“贤儒栖息之地”的书院遭受重创。
大科书院因其盛名，成为重点整治对象，于万历九年（1581）被毁，其核心讲学场所凝道堂被彻底拆除。云谷书院则因其内设祭祀陈白沙之祠，改为白沙祠而得以部分保留，但讲学功能丧失。石泉书院因恭贮御赐书籍，在万历初的禁毁中得以幸存，但其藏书后来多有散佚，书院本身也于明末清初逐渐倾圮。四峰书院则通过改名为“西庄霍公祠”的变通方式，在禁毁风波中得以保全，并由霍韬后人继续修葺和使用，直至清初才逐渐荒废。
理学精神的赓续
尽管书院实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西樵山所孕育的理学精神及其文化影响并未就此消散。湛若水晚年将其岭南讲学事业托付给弟子庞嵩。庞嵩在湛若水去世后，恪尽弟子之礼，不仅打理其家族事务，更继承其讲学大旗，在天关、西樵等地书院继续传播甘泉之学，维系了岭南心学的一脉香火。
明代西樵山四大书院所倡导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岭南文化。它们不仅是明代广东教育与学术的高地，更是广府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结语：天下后世之西樵
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岭南山峦，到声名远播的“天下之西樵”，西樵山的崛起，是明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代名儒，在西樵山培养了人才，传播了思想，塑造了风气，也深刻地卷入了时代的洪流。
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大科、云谷、石泉、四峰书院的遗址多已难觅旧踪，或仅余残垣断壁。然而，它们所代表的理学精神与书院文化，早已融入岭南的血脉，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正如方豪所言，西樵山不仅是“天下之西樵”，更是“天下后世之西樵”。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传承。明代西樵四书院的故事，不仅仅是岭南理学的兴衰史，更是一部浓缩了的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史。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明代西樵山的理学与书院文化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4月03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任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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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樵游览记·烟霞洞图》（大科书院所在地） 作者供图 |
□ 任建敏
岭南大地，自古便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景观著称。明代以降，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加速开发与广府地区的崛起，岭南不再仅仅是“奇珍异宝”的汇聚地，更涌现出一批在政治、思想与文化领域影响全国的人物。其中，位于广州府南海县境内的西樵山，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座寂寂无名的山岩，一跃成为“伯仲罗浮”“比肩岳麓”的理学名山。其核心驱动力，正是明代中期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代名儒在此兴办的大科、云谷、石泉、四峰四大书院，它们共同构筑了明代西樵山璀璨的理学与书院文化景观，也成为浓缩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
【壹】 时代风云与名儒归樵：西樵理学的滥觞
明代中叶，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后，素以荒唐著称。他疏于朝政，沉湎玩乐，宠信刘瑾等“八虎”。正德皇帝的种种行径，如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亲征、执意南巡、兴建豹房等，使得许多有气节的士大夫或选择激流勇退，或选择栖隐山林，以待时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樵山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位客人。
其一为湛若水（号甘泉）。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是明代大儒陈献章（号白沙）的得意门生与衣钵传人。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理学思想开启了岭南心学之先河，湛若水则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创立“甘泉之学”，与王守仁（号阳明）的“阳明之学”并称明代心学两大宗。正德十年（1515），湛若水因母丧丁忧返乡。面对正德朝的混乱政局，他选择暂离庙堂，将目光投向了风景秀美、适宜讲学的西樵山。
其二为方献夫（号西樵）。方献夫是南海孔边人，同为弘治十八年进士，与湛若水同年。他早年入翰林，后转吏部。在京为官期间，方献夫与王守仁同为心学阵营，但他更早地将目光投向西樵，以“西樵”为号，足见其对这座山的深厚情感。正德七年，他辞官南归，便有在西樵山定居讲学之志。
其三为霍韬（号渭厓）。霍韬出身南海石头乡的寒微之家，凭借聪颖与勤奋，于正德九年（1514）高中会元，踏入仕途。不久回乡成婚，后又连遭父丧、妻丧。面对正德朝的政局，他亦选择暂避锋芒，在守制期满后并未急于返京，而是流连于西樵山水，与湛、方二人论学。
这三位岭南俊杰，或因避世，或因治学，或因乡情，不约而同地将西樵山选为其栖息与精神寄托之地。西樵山以其清幽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以及逐渐兴起的人文氛围，成为了他们理想的“江湖之远”。他们的到来，为西樵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力，也预示着一座理学名山的诞生。
【贰】 四大书院的崛起：理学传播的殿堂
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人在西樵山的活动，并非简单的隐逸，而是积极地开创讲学事业。他们所创建的四大书院，成为了明代中期岭南理学传播的核心阵地，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大科书院与云谷书院：湛若水的双璧
湛若水在西樵山的经营最为引人注目。他最初属意于云谷，曾赋有诗称“千秋云谷还归我”。但正德十二年（1517），在方献夫的盛情邀请和“留此峰久矣，以待甘泉子耳”的感召下，湛若水最终选择在大科峰西侧的烟霞洞卜筑。初期，他在此修建了“烟霞隐居”，作为个人修身与家庭安顿之所，并附设讲学场所。随着慕名而来的弟子日益增多，原有的规模已不敷使用。正德十四年（1519），在弟子陈谟、霍敦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于烟霞隐居下方扩建，正式形成了以凝道堂、进修斋、敬义斋等为主体建筑的大科书院。
大科书院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优美的山林环境，更在于湛若水为其制定的《西樵大科书堂训规》。这份训规详细规定了学生的作息时间（“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学习内容（诵书、看书、作文、默坐思索、温书）、课堂纪律（强调“长幼之序”与“诚由中出”），甚至对学生的家庭生活、与官学的关系等都做了周全安排。湛若水强调“科举乃圣代之制”，鼓励弟子应考，同时又巧妙地处理与官方提学官的关系，体现了其成熟的政治智慧。
在大科书院讲学期间，湛若水著述丰硕，完成了《二礼经传测》《古大学测》《中庸测》《樵语》等重要著作，培养了杨鸾、陈谟、霍敦、甘学等大批优秀弟子。大科书院声名鹊起，时人誉其“几与岳麓、白鹿鼎峙”，西樵山也因此被誉为“道学之山”。
而在晚年，致仕返乡后湛若水并未忘怀其最初对云谷的钟情。嘉靖二十三年（1544）湛若水重新经营云谷，兴建了规模较之大科更为宏伟的云谷书院。云谷书院设有察伦堂、尊师堂（祀陈白沙）、会友堂、见泉楼等建筑，成为湛若水晚年讲学的重要场所。
石泉书院：方献夫的传习之所
方献夫是三人中与西樵山渊源最深者。正德七年（1512）辞官归山后，他便着手在石泉洞营建居所。正德十二年（1517），建成紫云楼与沛然堂，名曰“石泉精舍”。嘉靖年间，因恭贮御赐书籍（《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扩建为石泉书院，并建有御书楼。
方献夫对石泉书院及其周边的经营颇具匠心，形成了以书院为中心，辅以天湖、天湖亭、与鹿亭、爱瀑轩、留虹桥等景观的建筑群。其范围北至翳门关，西含宝鸭池，东抵观翠岩，规模宏大。
作为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在石泉书院亦有传习心学之意。他曾与湛若水讨论陆九渊心学，并与陈激衷、王渐逵（青萝）、何维柏（古林）等学者在此讲学论道。虽然关于石泉书院日常运作和传学情况并未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但其作为方献夫传播阳明学说、实践学术主张的重要场所，地位不容忽视。浙江学者方豪在为石泉书院所作的记中，盛赞西樵山因方献夫而闻名，称其为“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
四峰书院：霍韬的宗族教育
霍韬在西樵山创建书院的时间较晚。嘉靖二年，他才购得西樵山宝林洞（原宝峰寺旧址）之地，创建精舍，后因御书楼的建立（嘉靖五年，1526）及精舍外四峰环列而改名四峰书院。
四峰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浓厚的家族教育色彩。它不仅是霍韬个人的讲学之所，更承担着培养霍氏宗族子弟的重任，是霍韬宗族建设计划中的重要一环。霍韬亲自为四峰书院制定《四峰书院事例》，详细规定了书院的经费来源、开支项目（包括教学、祭祀、日常维护，甚至京供、军饷等），并强调子弟需“朝耕暮读”，将学业与生产相结合。
霍韬虽长期在外为官，但对四峰书院的运作极为关注，通过书信指导山长郭肇乾及四弟霍任等人管理书院事务，延请名师（如罗一中、梁大畜）教导子侄。他对子侄的教育要求严格，既强调儒家经典的熟读，也注重“圣贤事业”的熏陶，同时严禁奢侈恶习，要求勤俭持家。四峰书院的教育卓有成效，霍氏子弟中多人获得科举功名，霍韬的宗族建设也因此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发展的典范。
【叁】 理学与政治的交织：大礼议、毁淫祠及其影响
西樵山四大书院的兴衰，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
大礼议的波澜
正德皇帝驾崩后，其堂弟朱厚熜（嘉靖皇帝）继位。年轻的嘉靖皇帝欲追尊其生父兴献王，引发了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之间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在这场关乎皇权与礼制的激烈博弈中，蛰居西樵山的方献夫、霍韬等人敏锐地把握了时机，上疏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认为“继统”不必等同于“继嗣”，为嘉靖皇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们的声援，虽在初期力量微弱，却为孤立无援的嘉靖皇帝送去了雪中之炭。随着嘉靖帝在“大礼议”中逐渐占据上风，方献夫、霍韬也因此获得皇帝的青睐，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迅速崛起为嘉靖朝的重臣。方献夫官至内阁大学士，霍韬亦官至礼部尚书，湛若水亦官居南京兵部尚书。这场“大礼议”，不仅改变了这几位学者的个人命运，也使得西樵山因其名儒的显赫而进一步提升了在全国的知名度。
毁淫祠与宝峰寺公案
明代中期，理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部分理学背景的官员发起了“毁淫祠”运动，旨在打击不合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场所，推广儒家正统。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广东大力推行毁淫祠政策，将许多寺观改为书院、社学，其田产也随之转移。
在这一背景下，西樵山宝峰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嘉靖二年（1523），宝峰寺因“僧奸淫不法事”被官方下令拆毁发卖。霍韬先是从友人黄重处承买了宝峰寺旧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峰书院，并购买了部分寺田作为宗族祭田。此事在后世流传中逐渐演变为“霍韬强占宝峰寺”“毁寺葬母”等传说，成为一桩聚讼五百年的公案。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理学力量对传统佛教及民间信仰空间的竞争。霍韬、方献夫、湛若水等人在朝为官期间，亦曾多次上疏，主张限制僧道发展，打击“淫祠”，体现了他们作为理学家的共同立场。
【肆】 盛极而衰：书院的命运与理学的传承
西樵山四大书院在正德、嘉靖年间盛极一时，但其辉煌并非没有隐忧。朝廷对民间讲学活动的警惕、不同理学思想之间的竞争，都为书院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禁毁书院的冲击
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甘泉之学”始终存有疑虑。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弹劾湛若水学术偏颇，请求禁毁其书院。虽经吏部回护，湛若水本人未受严惩，但嘉靖皇帝下令改毁其未经明旨私创的书院，主要针对其在南京的讲学场所。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讚再奏禁兴造，进一步限制了私创书院和刊刻书籍。
更为沉重的打击来自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为整顿学政、强化朝廷对讲学活动的掌控，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禁毁天下私创书院。西樵山书院亦未能幸免。据郭棐《岭海名胜记》记载，广东地方官奉行禁令“急如风火”，导致西樵山“贤儒栖息之地”的书院遭受重创。
大科书院因其盛名，成为重点整治对象，于万历九年（1581）被毁，其核心讲学场所凝道堂被彻底拆除。云谷书院则因其内设祭祀陈白沙之祠，改为白沙祠而得以部分保留，但讲学功能丧失。石泉书院因恭贮御赐书籍，在万历初的禁毁中得以幸存，但其藏书后来多有散佚，书院本身也于明末清初逐渐倾圮。四峰书院则通过改名为“西庄霍公祠”的变通方式，在禁毁风波中得以保全，并由霍韬后人继续修葺和使用，直至清初才逐渐荒废。
理学精神的赓续
尽管书院实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西樵山所孕育的理学精神及其文化影响并未就此消散。湛若水晚年将其岭南讲学事业托付给弟子庞嵩。庞嵩在湛若水去世后，恪尽弟子之礼，不仅打理其家族事务，更继承其讲学大旗，在天关、西樵等地书院继续传播甘泉之学，维系了岭南心学的一脉香火。
明代西樵山四大书院所倡导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岭南文化。它们不仅是明代广东教育与学术的高地，更是广府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结语：天下后世之西樵
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岭南山峦，到声名远播的“天下之西樵”，西樵山的崛起，是明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代名儒，在西樵山培养了人才，传播了思想，塑造了风气，也深刻地卷入了时代的洪流。
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大科、云谷、石泉、四峰书院的遗址多已难觅旧踪，或仅余残垣断壁。然而，它们所代表的理学精神与书院文化，早已融入岭南的血脉，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正如方豪所言，西樵山不仅是“天下之西樵”，更是“天下后世之西樵”。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传承。明代西樵四书院的故事，不仅仅是岭南理学的兴衰史，更是一部浓缩了的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史。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