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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谿。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臧）霸从讨孙权于濡须口，与张辽为前锋。……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

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

合肥为江、淮间的咽喉要镇。《水经注·施水》曰：“施合于肥，故曰‘合肥’。”合肥为施水、肥（淝）水汇聚之地。而居巢，则是合肥的重要前哨。《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又载：“濡须水，源出（巢）县西巢湖……东南流注于江。”按此，自长江北上，走濡须水直入居巢，而后通过巢湖、施水快速抵达合肥。再经肥水，途经寿春，就能控制九江郡；接着驶入淮水，就能辐射整个淮南。正因如此，孙权数次北征皆入居巢，跨巢湖，直奔合肥。反之，若曹魏南下，亦常以居巢为跳板，驶入濡须水。（另有数条记载皆可证。《三国志》卷9《夏侯惇传》载：“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三国志》卷22《卫臻传》载：“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曹操几度征讨孙权，皆沿此路，故《后出师表》称其“四越巢湖”。建安中后期，合肥新城与濡须口分别为魏、吴防御要塞，位于中间的居巢一带，成为双方博弈的缓冲地带。曹魏常以居巢为屯兵之所，夏侯惇、张辽、臧霸等宿将皆曾屯驻于此。

要之，居巢县在巢湖附近无疑（谭图1982年版已更正）。周瑜请任居巢长的另一个打算是借机招揽庐江郡及其周边豪雄。《三国志·鲁肃传》载：“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鲁肃家乡东城县属徐州下邳国，与九江郡接壤，位于合肥东北方向。周瑜前往东城借粮，可见其十分活跃，足迹遍布于附近一带。此举，当是为孙策日后进攻庐江做准备。孙策曾攻下庐江郡，虽未赴任，但在此地应有一定群众基础。巢湖军阀郑宝或因此与周瑜搭上了线。

就庐江地形而言，其内部有无数山川丘陵、湖泊沼泽横亘其中，可谓星罗棋布。一旦形势有变，当地豪强、盗贼就会遁入其中，借用地形优势，筑坞壁营垒以御外敌。汉代政府曾多次发兵，囿于地形制约，他们很难将这些盗贼一扫而空；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与不服王化的逸民又总能寻找到适合栖息、耕作之地，这些经过开垦的地方，其实更容易成为后来者割据的温床。及至汉末，天下大乱，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大大小小的豪强、盗贼势力在此间盘踞，诸如郑宝、张多、许乾、梅乾、雷薄、陈兰等豪帅，皆各拥部曲，自成一系。其中割据巢湖的郑宝实力最为强悍，“拥众万余，处地肥饶”，为一方所惮。

大概在建安三、四年间，郑宝欲携部曲百姓渡江，投奔孙策，这显然与周瑜分不开关系。周瑜此时已渡江，深受孙策信重，先守牛渚，后领春谷长。牛渚是大名鼎鼎的“采石矶”，素有“扼江淮之腹心”之称。而春谷县，恰恰就位于濡须口附近。若郑宝从巢湖沿濡须水渡江南下，负责接应他的必然是“恩信著于庐江”的周瑜。届时，孙策、周瑜以居巢为跳板，先图庐江；而后借合肥发达的水陆网络，进图九江郡。时过境迁，当初雄踞江淮的袁术，因僭号称帝，众叛亲离，实力大减，孙策与之断交后，驱逐了其从弟丹阳太守袁胤，又受汉朝之命，准备讨伐袁术，庐江郡就是孙策进图淮南的重要跳板。郑宝的归附，当是周瑜此前在居巢时所布置的一道后手。然而，就在郑宝即将渡江之际，他竟然遇刺了。

周瑜

郑宝遇刺案

郑宝在史书中无传，仅见于《三国志·鲁肃传》与《三国志·刘晔传》。不过这两段记载有明显抵牾之处。先看《鲁肃传》：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肃从其言。……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

这段材料的重心是周瑜劝说鲁肃投靠孙权。而“刘晔给鲁肃写信，劝说他投效郑宝”则是“前情回顾”。事情的起因是鲁肃为祖母守丧期间，收到好友刘晔（字子扬）来信。信中称，郑宝割据巢湖，引庐江百姓纷纷依附，是个值得投奔之人。鲁肃收到信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友周瑜；而周瑜却劝说他投效孙权，考虑到周瑜所言确实在理，且自己的母亲还在吴地，鲁肃最终决定为孙权效力，并得到后者重用。……周瑜、鲁肃与孙权的相处倒没什么问题，但有关郑宝的记载很奇怪，《刘晔传》又载：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

对比两则材料，很容易发现问题。首先，郑宝是什么时候死的？刘晔杀掉郑宝后，奔庐江太守刘勋，没过多久，刘勋被孙策击败，“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据《三国志·武帝纪》，刘勋北上归曹的时间为建安四年（199）十二月。按《刘晔传》，郑宝至迟死于同年。而按照《鲁肃传》，“时孙策已薨”，就是说郑宝死于孙策之后，也就是建安五年（200）。另外，刘晔与郑宝又是什么关系？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梁章钜曰：“晔为郑宝驱逼，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他认为刘晔并非郑宝党羽，又如何会劝说鲁肃投奔郑宝呢？

其实，《刘晔传》与《鲁肃传》的书写都有明显疏漏，前者“为尊者讳”，导致了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后者“称扬吴主”，导致了第一个问题。先说《鲁肃传》。众所周知，周瑜与鲁肃的私交很好，“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建安三年（198），周瑜渡江，孙策亲自相迎，那么，与周瑜同行的鲁肃不可能没有见过孙策。以孙策的用人手段，他也不可能会忽视鲁肃这个人才，“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即为明证。（《三国志》卷54《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站在鲁肃的立场上看，他与周瑜一同渡江，不可能不知道后者的目的，他也是奔着孙策去的，《建康实录·吴太祖上》亦载：“（鲁肃）见孙策英杰，遂定议共事之。”鲁肃本打算为孙策效力，谁料祖母突然去世，于是他只得返回东城守孝。在此期间，刘晔给他写信，劝说他投效郑宝，鲁肃将此事告知周瑜，经后者劝说，鲁肃还是选择了孙策。故周瑜口中的“主人”应当是孙策，而非孙权。“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这句话不免刻意，更像是有人动的手脚。

陈寿《吴志》主要取材于为东吴国史——韦昭《吴书》。（学者已指出，“《吴志》在删去了《吴书》一些传目的同时，又在《吴书》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传目和内容”。参陈博：《韦昭〈吴书〉考》，《文献》，1996年第3期。）韦昭在书写国史时，可能故意模糊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鲁肃收信”“周瑜劝说”二事发生在建安三、四年间，韦昭却将其置于孙策去世后，其目的是淡化孙策的存在，强调孙权对鲁肃的重用与接纳，以此证明后者有王霸之才；同时借周瑜之口，道出吴大帝孙权乃天命所归：“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所谓“东南承运”说，是孙氏构建其天命及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之一，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孙权称帝前后或更晚时。而在建安年间，“匡辅汉室”才是孙氏奉行的政治主张，周瑜这时不太可能会言及虚无缥缈的天命。

若将“时孙策已薨”这一带有事后总结性质的文字删去，就容易理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周瑜渡江后，鲁肃返回东城，为祖母守孝，彼时郑宝活跃在巢湖一带，其谋士刘晔遂写信拉拢鲁肃。鲁肃将此事告知周瑜，经后者劝说，决定继续跟随孙策。之后，郑宝也在周瑜的拉拢下，欲携部曲百姓渡江，结果刘晔突然背叛，趁曹操使者到来之际将郑宝刺杀，带兵投了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在庐江的布局因为这个意外而被打乱，只得暂时将重心放回江东。

刘晔写给鲁肃的书信是作为周瑜劝说鲁肃投孙的“前因”而存在的，并非史官论证孙氏“天命”的核心论据，韦昭不太可能专门杜撰出这样一封书信。故信中所示刘晔对郑宝的推崇应当可信。至于《刘晔传》言郑宝“强逼”刘晔行事，实是魏晋史官“为尊者讳”的结果。刘晔曾为郑宝效力，但他后来将主君刺杀，这件事十分地不光彩。刘晔日后成为曹魏重臣，史官欲为其美饰，淡化其背信弃义之举，自然要塑造刘晔受人胁迫、忍辱负重的形象。所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旦刘晔是被郑宝“强逼”，那么他奋而反抗将其刺杀便容易为世人所接受了。

回到《刘晔传》中，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刘晔一开始的计划是，将郑宝灌醉，然后“密勒健儿”将其刺杀；然而郑宝不好饮酒，并且警惕性很高，时刻留意，于是刘晔只能亲自动手，“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为何几个好手都做不到的事，不以武力见长的谋士刘晔却能做到？从他取佩刀杀害郑宝来看，明显是刘晔先靠近郑宝，而后趁其不备，将其毙命。这说明郑宝很信任刘晔，对他没有防备。毕竟，后者是“高族名人”，又得名士许邵品题，在江淮地区享有较高名望。郑宝想要发展，难免会对这位“王佐之才”十分重视；一开始，刘晔确实为郑宝出谋划策，所以他才会写信拉拢鲁肃。如前所述，郑宝可能早就与周瑜打过交道。鲁肃与刘晔的交往可能就发生在鲁肃来到居巢之后，因郑宝与周瑜互有往来，二者也产生了交集。只是命运无常，在曹操使者到来之后，刘晔最终选择投靠曹操，将郑宝当做“投名状”献了出去。

曹操对庐江郡也很重视，不过在建安三、四年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君不见，袁术在寿春苟延残喘，张绣、吕布、张杨各拥兵马，曹操目之所及，南阳、下邳、河内等地皆不平静，而对他最有威胁的袁绍，即将打败公孙瓒，腾出手来。大河以北风雨欲来，黄河以南暗流涌动，淮南袁术困兽犹斗……纵使曹操深知庐江郡的重要性，他也无法派兵前来，只能派出使者前往扬州各地“案问”，或趁机拉拢当地势力，或埋下暗子，挑起纷争。孙策对庐江的图谋就这样被刘晔化解了。庐江太守刘勋亦是曹操旧交，在袁术僭号后，他隐隐倒向曹操；刘勋杀死郑宝后，将其部曲献给刘勋，便可能是出于曹操授意。

孙策的反击

建安四年（199），袁术病死，他的女婿黄猗与从弟袁胤带着他的棺椁及部曲家小投奔了刘勋。袁术麾下大将张勋等人原与孙策交好，在投奔后者的路上，也被刘勋截胡。一时间，刘勋实力大增。《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载：“象字文则，京兆人。少聪博，有胆智。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会术病卒，因以为扬州刺史。”大概在同一时间，京兆人严象被曹操任命为扬州刺史，其驻地大概率就是早已残破的寿春，抑或是合肥。九江郡以东是广陵郡，太守为下邳豪族陈登，早已投靠曹操；以北为曹操治下的徐、豫二州，西南方向则是庐江郡，太守刘勋为曹操故交。可以说，淮南地区几乎已是曹操的囊中之物。

就在这时，孙策出手了。

孙策

庐江郡以西是江夏郡，太守是荆州牧刘表的部将黄祖；以南是豫章郡，华歆忝为太守；以东是丹阳郡，此为孙策的根据地。因大批人马来附，庐江的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于是，刘勋派从弟刘偕前往豫章找华歆购粮，结果华歆将这个难题甩给海昏、上缭各宗帅，让他们凑三万斛粮食出来。各路宗帅当然不愿，几个月下来，刘偕只得到几千斛粮食。孙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生一计，“使人卑辞厚币”，劝刘勋讨伐海昏，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愿举敝邑士卒以为外援”。刘晔看穿了他的心思，极力劝阻，但刘勋见孙策姿态放得很低，加之其从弟刘偕写信前来劝说，刘勋还是决定攻打海昏。结果到地方后，各路宗帅早已遁走，刘勋直接扑了个空。（《三国志》卷46《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取之。勋得偕书，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就在刘勋要返回庐江时，孙策派出孙贲、孙辅在彭泽阻击刘勋；而他自己则与周瑜率两万余人直攻刘勋老巢——皖城，没费多少工夫，就将此地拿下，袁术妻儿及其旧部并刘勋妻儿全都落入他手中，其中还包括名动一时的大桥、小桥。（按，大桥、小桥当为袁术麾下大将桥蕤亲眷。孙策在袁术麾下时，“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三国志》卷46《孙策传》）。此“乔蕤”亦作“桥蕤”，见《三国志》卷1《武帝纪》、《三国志》卷17《乐进传》及《后汉书》卷75《袁术传》等，常与张勋一同出现。蕲阳之战中，张勋军大败，桥蕤战死，二桥理当依附张勋。袁术死后，张勋率一部分袁术部曲想要投奔他与桥蕤昔日都看好的孙策，不料半路被刘勋截击，只得留在庐江。孙策破皖城后，得袁术部曲，其中就有二桥，见《三国志》卷54《周瑜传》：“（周瑜）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刘勋在彭泽、寻阳接连大败，仓皇北上，投曹去了。孙策遂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

建安四年末至建安五年初，孙策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迫降豫章太守华歆，尽得江东之地。曹操对孙策十分忌惮，“意甚难之”，常呼“猘儿难与争锋也”，但碍于袁绍的威胁，还是选择拉拢孙策。《三国志·孙策传》载：“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双方之间的联姻看似皆大欢喜，实则各怀鬼胎——曹操想先将孙策安抚住，而孙策也想要借此麻痹曹操。建安五年（200），孙策引兵北上，几乎是同一时间，庐江太守李术攻杀了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庐江局势乱作一团。时孙策军至丹徒，他表面上是奔着广陵去的，实则是想趁袁曹相持于官渡之际，以庐江为跳板，西向豫州，袭许都，劫汉帝。若非孙策突然遇刺身亡，汉末局势走向恐怕会大有不同。

孙策去世后，庐江太守李术反叛，孙权“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可惜孙权初登大位，实力不逮，无力再图庐江，只是将百姓迁往江东。据考证，建安五年至十八年庐江在曹魏之手（参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因接替严象的扬州刺史刘馥经营合肥有方，增强防务；其继任者坚壁清野、营造合肥新城，以拉长战线。终东吴一世，再难以实现孙策未竟之业。庐江郡也因此一分为二，成为魏、吴两国博弈的前线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