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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3日在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上合影，右起：吴兴文、邱各容、王元化、秦贤次
与吴兴文兄结识于1988年，距今已整整三十八年了。
1988年10月，第一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10月9日，秦贤次、吴兴文、邱各容和应凤凰四位台湾学者，与香港学者卢玮銮老师一起，自香港飞抵上海。当天下午，我就与兴文兄一行见了面。第二天上午，我陪同兴文兄和贤次兄拜访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10月11日，史料学研讨会正式开幕，赵家璧、贾植芳、王元化、丁景唐等文坛前辈先后到会，姜德明、马良春、张大明、孙玉石、朱金顺、陈漱渝等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出席了研讨会。14日研讨会圆满结束。18日我又陪同兴文兄和贤次兄拜访也年届八十四岁高龄的孙大雨先生，商议在台湾出版孙译莎士比亚剧本事，后来四卷本孙译莎士比亚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推出，责任编辑正是兴文兄。
1988年10月10日访施蛰存合影，右起：秦贤次、施蛰存、吴兴文
在结识兴文兄之前，我已与秦贤次兄通信，也已读到了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社”主编、1987年5月问世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创刊号。这个研究社成立于1987年1月，林海音、齐邦媛、痖弦等台湾文坛大佬列名“编辑顾问”，“基本社员”是秦贤次、陈信元、莫渝、邱各容、应凤凰等位，兴文兄当然也名列其中。他们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史料有浓厚的兴趣，又各学有专攻，才聚到一起办了这份交流研究心得的《丛刊》。《发刊词》云：
我们心目中的“当代文学”，是以新文学发轫以来的期间为纵经，以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地区做横纬。
证之以创刊号，可见《丛刊》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创刊号上重刊了前辈作家萧乾的《冷眼看台湾》，推出了内容丰富的“新月派专辑（一）”，其中转载了内地已故现代文学研究者瞿光熙的力作《新月社 新月派 新月书店》、香港学者王宏志研究新月诗派的论文和秦贤次对《新月》月刊的“回顾”和编目整理。兴文兄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台湾1987年《春季文学新书书目》，分门别类，有板有眼。我不知此文是不是兴文兄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但他的研究从书目文献起步是无可否认的。
第一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的召开，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大陆和台湾学者首次聚集一堂，研究探讨，可谓开风气之先。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文社科领域里，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即便不是第一次，也是最初的之一，而兴文兄他们是亲身参与了。须知当时台湾虽已开放“大陆探亲”，但还是仅限于“探亲”。贤次兄、兴文兄他们其实均无“亲”可探，却来到大陆，这是要冒一点风险的。因此，在我看来，兴文兄他们此行是破冰之旅。
1989年8月13日吴兴文（右）与陈子善摄于上海
与兴文兄订交后不到一年，1989年8月，兴文兄又加入贤次兄所组织的访问团来到上海，团员还有王国良教授、诗人莫渝兄和台湾志文出版社社长张清吉先生等。秦、吴、王、莫四位由我陪同再赴北京拜访文坛前辈和访书。兴文兄和贤次兄在琉璃厂海王村如阿里巴巴入了宝山，收获中外旧籍甚丰。其间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我先前已在海王村偶得粘贴有“褐木庐”藏书票的宋春舫旧藏西文书数种，这次经我提示，兴文兄又检出好多种，悉数购下。贤次兄在《我与兴文》一文中认为，这是兴文兄转向中外藏书票收藏和研究的开端。二是贤次兄几位去登长城当好汉那天，兴文兄悄悄留下未去，又与我一起直奔海王村淘书，他觅得俞平伯、胡愈之等名家的签名本，欣喜若狂。数年之后，他改弦更张，致力于中外藏书票的蒐集，就把俞平伯题赠钱玄同的《杂拌儿之二》情让给我了。
梁栋先生为吴兴文制作的藏书票
从此以后，兴文兄几乎每年都来大陆。他在北京结识了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和沈昌文先生，结识了版画界前辈李桦先生和梁栋先生。他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藏书票之旅》一书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干脆移居北京工作了。这样，我们得以常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聚首畅叙。在上海，我曾陪他拜访版画家杨可扬先生和林世荣先生，请他们制作藏书票，也曾一起到陆灏兄主持的凤鸣书店看书；在深圳，我和他不止一次共同担任年度“十大好书”的评委，也一起在有名的“尚书吧”喝茶聊天；在北京，我们又曾多次共赴出版界后起之秀俞晓群兄召集的聚会，与韦力兄、张冠生兄、止庵兄、谢其章兄和赵国忠兄等说书论文。而我与兴文兄的合作也一直持续和拓展，他不断给我以支持和帮助，且举其荦荦大端：
一，我自1994年到台北参加纪念林语堂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起，曾多次访台进行学术交流，兴文兄也多次介绍我认识刘国瑞、林载爵、蔡文甫、隐地、舒国治、傅月庵等台湾文学界、出版界的前辈和同好。
二，贤次兄和我合编的《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文集》1992年6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初版，兴文兄担任责任编辑。
三，兴文兄旅沪时读到郑辛遥兄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的漫画，颇为欣赏，就委托我代为接洽，由联经出版公司于1994年7月出版了他责编的《智慧快餐》。这是辛遥兄的第一本漫画集，他至今不忘。
四，1995年3月，香港《读书人》月刊复刊，冯伟才兄主编，兴文兄和我都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他是“台湾观察”专栏作者，我是“上海通讯”专栏作者，每期我俩文章在《读书人》上同时亮相，直至《读书人》停刊。
五，我主编的“台港名家书话文丛”六种，2002年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兴文兄的《书痴闲话》是其中之一，由我编定并作《编选者言》。这是兴文兄在大陆出版的除藏书票著作之外的第一本书。
六，兴文兄在京时应邀为海豚出版社主编一套“海豚启蒙丛书”，其中收入了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一书，兴文兄命我这个祖籍上海又生在上海的真正上海人为之作序，我自然遵命。这已是2015年7月的事。
七，2015年12月，我到台北参加“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在有名的“旧香居”见到一幅台静农的字，系其书赠黎烈文的七绝四首条幅。台静农和黎烈文都和鲁迅关系密切，又都到了台湾，这个条幅太难得、太有意义了。兴文兄得知此事，又立即自告奋勇前去说项，让我如愿以偿。
我已记不清兴文兄何时开始喜欢上了喝酒。我虽然自命“三陪”人士，即陪吃（饭）陪喝（酒）陪抽（烟），却并不会喝酒，无论洋酒的威士忌，中酒的茅台，还有东瀛的清酒，我都几乎滴酒不沾。就这样，慢慢地，越来越好酒的兴文兄到沪，找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要与能喝酒的同道一起尽兴畅饮，一醉方休。2017年8月15日晚，兴文兄来沪观摩上海书展期间，我们在静安寺“久光百货”八楼的“潮堂”聚宴，同席有冯伟才兄、兴文兄的海上年轻书友虞顺祥和我指导的硕士张可可，谈笑甚欢。这是当年《读书人》主编和两位“特约编辑”的首次相聚，也应是兴文兄和我的最后一面。
2017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久光百货之潮堂的合影，右起：虞顺祥、吴兴文、陈子善、冯伟才、张可可
然而，我们的微信联系依然不断。兴文兄那时已出任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的特约出版顾问，主持“三味书屋丛书”的组稿和编辑。他命我为丛书提供一部新书稿。我虽答应了，总以为来日方长，一拖再拖，直到他离职，也未能交稿。2022年9月22日，我得知他已返回台北，发微信问候。他复我云：“已从浙江大学出版社退休”，又云：“假如是你要出版，我可代为推荐。”我后来才知道他这时身体已很不好，但仍不忘为我推荐书稿，高情厚谊，可敬可佩。去年6月，我终于在浙大社“启真馆”出版了《在文学史深处打捞》一书，在序中我这样写道：
兴文兄当年受聘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热情向他来大陆发展最早认识的朋友约稿，我漫应之，却迟迟未能应命。而今，我终于交了卷，他却再也见不到了，一大憾事也。
兴文兄的过早离世，不能不使我深感悲痛。他还有许多写书编书出书的计划和设想未能实现，说他壮志未酬，应不算过分。但是，他所做过的一切，他留下的一系列文字，都有力地证明了我所说的：他已经“对海峡两岸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在惊悉他噩耗后所发的微博和微信悼词中语）。吴兴文这个名字已经镌刻在海峡两岸的读书人心中，我想这就够了。
谨以此文纪念吴兴文兄逝世三周年。他如泉下有知，不知是否满意？
2026年2月4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