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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看过热播剧《太平年》的读者，一定对冯道这个人物不陌生。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代君王，甚至一度委身辽太宗，世称“十朝元老”。在这个被欧阳修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五代乱世，冯道以“奉身即有余”“老安于当代”的“苟住”生存哲学，一直活到了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终年七十三岁。在仕途的大多数时候，冯道都在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死后更得追封瀛王，谥号文懿，可谓平生功名尽得，身后仍享余荫。
尽管冯道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但多少对他皆有理解之同情，理由之一是他在累朝为官的宦海生涯中，首先致力于维护百姓的生命不至丧失、家庭不至离散，其次在于减轻百姓负担，尽量降低战争与恶法的掠夺，对五代的“吃人”多少起了抑制作用。冯道的遭际并不见得能被他人复制，与他经历类似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方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被裹挟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汹涌波涛中，成为彼时溅跃水面却不易察觉的一朵小浪花。
暗流涌动易代间
方回，字万里，出生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彼时宋境内虽仍“来车去马唱歌声”，但周边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当年，崛起于漠北的蒙古军队攻陷西夏都城中兴府，西夏末帝李睍投降后遇害，西夏灭亡。在这场灭国之战中，成吉思汗病逝于军中，其余众遵成吉思汗遗嘱，对西夏实施屠城，西夏文化发展中断。孱弱的金朝正最后直面蒙古兵锋，而远在南方的宋人也已经多少听说了“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的骇闻。但此时的宋廷没有太过在意此事，朝野上下仍处在史弥远的专权中。
方回是徽州歙县人，但据周密《癸辛杂识》和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记载，方回是其父方琢在南历两广时与两广地区的婢女所生之子。方琢凭借太学上舍生身份当官，任权广西通判，但因提刑钱弘祖案而坐罪，最终谪死封州。之所以取名“回”，表字“万里”，是希望方回能不远万里地回到家乡。方琢去世后，年仅四岁的方回变成了孤儿，由叔父方琭等带回歙县，协助教养成人。
方回自幼聪明，读书一目十行，尤喜欢读真德秀、吕祖谦等道学家的作品，长大后更是“倜傥不羁，赋诗为文，天才杰出”，深得满朝公卿赏识。二十多岁时，他就与左史吕午、丞相程元凤、端明殿学士洪勋、参政饶虎臣等有交往，在后更是与吕文德、吕师夔父子，马光祖等一时名流见知，地方官吏、文人亦与之多有交游。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性格既有助于他多方交际，又难免使他在那个重礼教的年代中令人侧目。如著名大儒魏了翁的次子魏克愚，曾在出任知徽州时与方回交情甚笃，不仅经常邀访方回至家，甚至在改知温州时，还请他一起随行。不意在某天，方回惹上了一场官司，魏克愚想着替朋友出头，就与他一起到了公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方回打官司的竟是娼妓之家。魏克愚“见之甚骇”，可以想象，当他得知自己追求儒家道境的朋友竟与低贱的娼妓对簿公堂时，内心有多么不屑。按照周密的说法，此次事件后魏克愚对方回“敬则衰矣”，但似不尽然。魏克愚于德祐元年（1275年）去世后，方回还曾作《秋思七言八首》，其六即对魏克愚的悼念，诗曰：“静翁道翁两知己，恸哭新坟接旧坟。”静翁即指魏克愚，其号为静斋，似乎这么多年过去了，魏克愚与方回仍然感情深厚。
总之瑕不掩瑜，方回的前途看起来仍然一片大好。又许是他“不专为科举之学”，直到三十五岁，方回才在“奔四”的途中中选礼部试，并于次年——景定三年（1262年）得进士及第。方回参加的科举考试，属于别头试，是两宋时专门用于为考生避嫌而另设的考试，可见当场科举考官中有他需要回避的人。不过，天资聪颖的方回自不必假手亲故，他所写的经义策论皆为负责阅卷的当朝丞相马廷鸾和章鉴所赏识，最终拔得省元。野史说他因得罪权相贾似道与最终的状元失之交臂，但从《传记》看，当年的廷试由文天祥、赵日起、常挺三人为考官，是他们将方山京拔为状元，把陈宜中置为榜眼，方回只以普通的一甲进士登第。看来，他与文天祥迥异的人生归途早已冥冥注定。
景定三年是多事之秋，此时金朝早已灭亡，宋蒙已经断断续续交战了将近三十年，民穷兵疲。蒙古大汗蒙哥在数年前分兵南下，意图侵宋，却在钓鱼城被守军以巨弩中伤，不久身亡。在东路与宋相贾似道对阵的忽必烈则匆忙罢兵，返回漠北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新汗之位，贾似道则借此鼓吹自己的伟业，一时人气高涨，独掌朝纲。就在方回参加殿试唱名的五月，可怜的左相吴潜于广东循州被贾似道迫害致死。
又恰在此年，原为蒙古汉人世侯的李璮在山东益都据地起兵，宣布反蒙归宋，南宋趁机北伐，战事再次波及山东、河南、淮北等地。忽必烈迅速从漠北班师，调集蒙汉诸军剿杀李璮。半年后，济南城破，李璮身亡。李璮的归附并不能给宋廷带来什么好处，相反更加强化了忽必烈进犯南宋的决心。在这个风云诡谲的岁月里，方回这位新科进士又该何去何从？
百诗十斩苟乱世
如果不是遭逢乱世，方回的人生大概只如古往今来万千官吏一般，兢兢业业尽职本分，而后按部就班升迁、转职、致仕、终老。在他登第后，宋廷给他的第一个职事是随州州学教授。随州密近襄阳，此时正处在宋蒙军队交锋一线，方回在当地任职，大概没少听说或亲见蒙古军队的作风。
不久，方回的好友吕师夔出任提举江州兴国军沿江制置使，负责统筹宋境沿江诸务与边防事，方回得到擢拔，在吕师夔组建的幕府官僚中充任沿江制干，主要负责安徽池阳提领茶盐所的具体业务，以协助军需供馈。方回的性格使得他在吕阃的幕府博得同僚赞誉，但光有同事的好评可不够，在南宋末年这些岁月里，想要得到晋升，获得一个好官职，讨好一个人足矣。
贾似道。他在很长时间内负责措办江防，近来因在鄂州之战中退却忽必烈的军队而声名大噪。咸淳元年（1265年）四月，贾似道被拜为太师，封魏国公，宋度宗甚至喻之为“周公”。“周公”面对南宋末年的经济崩溃，曾经推出了打算法、公田法、推排法等改革措施，但无济于事。“周公”知道，宋祚不久矣，于是到了咸淳三年（1267年），“周公”力辞太师，不被朝廷允许，反而进一步被委以平章军国事的重任。
方回试过不经由贾似道而获迁转的可能，但哪怕是一个乱世中几近闲差的太学博士，贾似道也不舍得给他。方回决定向五斗米折腰。方回的文学造诣极高，是有名的文论家，江西诗派代表性人物，著有《桐江集》《瀛奎律髓》等流传后世的佳作，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文坛地位和名声，亲赋《梅花百咏诗》歌颂贾似道，以媚取其关注。终于，在方回登科十二年后的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接过了方回抛出的橄榄枝，给了他一个权势地位都还过得去的官——安吉州通判，但不必之任，而是以这一身份在朝中参与政务讨论。
此时的南宋，早已与这位权相一样日薄西山了。忽必烈在击败阿里不哥后，正式建立了元朝，被一众拥戴他的汉人士大夫以“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主”奉为正统。而就在方回担任安吉州通判的前一年，南宋度宗皇帝驾崩，元军则在降将刘整的协助下一路势如破竹，攻破了曾经让贾似道引以为傲的鄂州。几乎在方回接到任状的同时，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溃师鲁港，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贾似道上疏请求迁都，并檄文告知各州郡保护皇帝逃难，大家这才真正意识到，南宋快要亡了。
与方回同年及第的榜眼进士陈宜中最先跳出来，请杀曾被他誉为“救时之良相”的贾似道，朝臣们也纷纷附和，上奏弹劾。此时的方回终于认识到，自己仿佛跳梁小丑，上了贾似道的贼船。但他也并非拿得起放不下之人，随即就与陈宜中等人一起加入了口诛笔伐的大军。比《梅花百咏》更狠的是，方回以“倖、诈、贪、淫、骗、骄、吝、专、谬、忍”十事历数贾似道之罪过，并厉色请斩贾似道。方回的“十可斩疏”，将多年来那些被贾似道打压的士大夫的心声说了出来，“中外快之”。很快，他就调任太常寺，又除监察御史，从此平步青云，在进一步请杀贾似道的党羽廖莹中后，出知严州府。
在南宋最后的岁月，每一份朝廷颁赐的高官厚爵都是烫手的山芋。每一个接受宋廷封赏的人，在不久的将来都要面临身死殉国或投降元朝、苟全性命的抉择。方回的好友，如吕师夔等，已经降元许久了，于是，在知严州府的任上，方回上演了人生中最荒诞不稽的一幕。他向当地百姓放出豪言，他本人既然身为大宋的封疆大吏，就要以死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人们被他的忠贞精神所感动，殊不知他早已接到宋太后及幼帝的投降诏书，决心向元朝投降。有一天，人们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父母官不见了，大家纷纷议论，认定方回一定是为了践行当初的忠言，慷慨就义了。正当众人唏嘘感慨之时，元军来了，人们在这“鞑帽毡裘”的队伍中，识认出他的身影。原来，他早就孤身奔出城外三十里，去迎接“天兵”的到来，摇身一变，成了新王朝的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还是那个方回，职位也依然是那个职位，一切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后来，方回升官了，散官从嘉议大夫升为通议大夫，但依旧在建德路任总管。按照周密《癸辛杂识》的说法，方回后来还与红极一时的南人万户朱清、张瑄有往来，其倜傥不羁、豁达轻财的性格，似乎没有因“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有所改变。又后来，方回辞官不任，于钱塘山水之间徜徉二十余年，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逸事无奈烛残年
对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开涮”，必定会受到正直之辈的口诛笔伐，但方回这位老者显然不在舆论的保护序列中。他极具争议的一生，尤其在降元之后，更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调侃、揶揄、讽刺的谈资。
方回最遭唾弃的点，是他降元的选择。他在一次生日寿宴上为自己作诗“把酒从来不可期，吾降今日少人知”，意思是随着友人凋零，欢聚饮酒的机会少了，可遇不可求，而他的生日也越来越少人知道了。不意却有轻薄士人揭其旧疤，对以下联“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虚翁德政碑”。元朝的建德路，就是宋朝的严州府，而方回晚年自号“虚谷”，因此人们尊称他为“虚翁”。这句诗的意思是，大元建德路张贴的安民榜文，正是你方回卖主求荣换来的德政，意在讽刺方回降元之举。
方回降元到底是对是错，是仁者见仁的事。他曾经对此有过自辩。据方回自书介绍，他在至元十三年收到谢太后与小皇帝的诏书，言明宋室成员与当朝宰执大臣等，俱已向元军统帅伯颜请降。正月十八日，临安大开城门，迎接元军入城，而方回仍坚守孤城半个多月。后来，宋臣王世英、萧郁率军五千来到严州，州民“一口同辞”，拒迎他们曾经的王师，理由是害怕再有常州屠城之祸。常州屠城发生在宋军兵败丁家洲之后，由于常州军民剧烈抵抗元军，城破后惨遭屠城。民心既失，大势已去，投降的损失最小。方回翻阅《三国志》，观蜀汉兴亡，从陈寿笔下找到了投降的合理依据：“保全一方，虽非人臣之正义，然国亡主迁，土地人民无所归，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矣，全其部民可也。”
那么，谁应负此投降之责呢？法不责众，则投降之责当然只有方回应负。“哗士”们攻击他没有慷慨赴死以谢宋室，但方回发出了呐喊：“沿江布防的各处将帅，在临安没有投降之前就都投降了，你们为何不指责他们背主求荣？手握雄兵，运筹帷幄的文臣武将，随着宋室投降了，你们又为何不攻击他们没有慷慨就义？”方回的呐喊淹没在“人民”的讨伐声中，他不求时人谅解，只求“付诸后世之公论足矣”。
时人并不买账，一郡存活，免于屠戮，仿佛与这位昔日郡守的投降之举无关。人们甚至用道听途说的传闻张戴其身，建构出很多关于方回真真假假道不明的逸事。人们给他造谣，说方回从小在乡里便“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以至于传得有鼻子有眼，说他长大后常年寓居杭州是因为不敢回到故乡直面父老。事实上，方回没有回到故乡，大概是因为他后来在宋廷任职，又娶杭人姚氏并纳有妾，共生有七男四女，已经在杭定居了。
于是人们又借此议题，说他老而益淫，遇妓则跪，毫无廉耻。据周密记载，方回曾有宠婢周胜雪、刘玉榴二人，因其外出，二婢遂“开杜陵之门”，周胜雪后来甚至与豪客私奔了。又言其遇妓必跪，既呼应遗民郑思肖、谢枋得所谓元朝“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等级说，又以方回跪受北妓的残羹剩饭，来讽刺其降元之举。又言其后来宠幸另一小婢，极尽讨好欢愉，甚至一度引来邻里纠纷，诉诸于官。这些庸俗故事一方面以猎奇题材吸引受众视听，另一方面又在挖苦方回之时不忘抨击他降元之事。据载，在周胜雪与豪客私奔之后，方回曾作诗以寄“怅惋”，其诗曰：“一牝犹嫌将两雄，趋新背旧片时中。陟忘前主能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该诗是不是方回自作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诗中看似字字在说周胜雪的背弃，又字字在讽刺方回的降元。其实，要讽刺的岂止方回一人，远在大都的留梦炎、叶李、赵孟頫、燕公楠等，难道就没有受到“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的折磨吗？
人们还攻击方回，说他在知府和总管任上“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方回辩解，自己“假守七年，无丝发为利”，且原有全部身家在徽州李世达之乱中已经被洗劫一空，以至于“卖寓屋犹不足偿逋”，“一子在燕，旅食不继”。方回反问：“此岂有所贪而然哉？”于是人们又转而攻击他，方回老来以卖文为生，通过为市井小人写诗序而得酬钱，甚至因为“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而与委托方起了冲突，“几至挥拳”。
总之，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无论他怎么样都是错的，这种心理学上的证实偏差和投射效应，最终造成了时人对方回的“整体谬误”。他们揶揄他的《梅花百咏》和《十可斩疏》，作诗“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为讽，甚至还把方回攻击贾似道的“十可斩”进行包装，改造成对方回的“十一可斩”之说。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方回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老来常有被害妄想症。
在他古稀寿辰之时，著名文学家仇远给他作了庆诗，其中有诗句曰：“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樊素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家妓，范丹是东汉廉吏典范，家道穷困，时常断炊，但志尚高洁。仇远此两句原意可能是想称赞方回老当益壮，家人有才，与范丹一样穷且益坚，因方回曾自作诗称自己“今生穷似范丹”。不意长年在这种舆论下，方回变得极为敏感，认定仇远此诗是在讽刺自己。
无独有偶，方回与牟巘同岁，仇远给牟巘所作庆诗，却有“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牟巘同为旧宋官员，元军进入临安时谢门不出，从此以“蜀陈旧事君须记”的遗民心态隐居凡三十六年，广受士人好评。“六臣传”指的是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关于张文蔚等六人之传。此六公受朱温劝诱，由唐入梁，被欧阳修标记为“小人”。因此诗同时出现，方回更进一步认定仇远“褒牟而贬己”，一度要以“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忽必烈）为朱温”为辞，“必欲告官杀之”。“文字狱”最终没有兴起，事件在侯克中的调和下作罢。方回的应激反应，不过是这位老者对这个时代最后的悲鸣。
方回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他饱受争议的一生确实也在后世有了“公论”。汪舜民在编《弘治徽州府志》时，言其“失臣节，讥之宜矣，其他才美不可掩也”。周密的摭语，很可能裹挟着私人恩怨。四库馆臣则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对方回作了极大抨击。令人欣慰的是，在当代的学术探讨中，方回的人物形象有了更为立体全面的刻画。不少学者通过勾连史料，发现时人对方回也不全然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即使是方凤、王应麟等遗民，在方回降元之后也依然与其保持良好的交往。
至于那些对他充满不屑与揶揄的论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那个战乱年代普通人在生死之间的两难抉择。即如文公天祥，固以丹心壮烈殉国，汗青千古流芳，可歌可泣，但如方回此等苟活于世之徒，又何尝没有继续受到生的煎熬？诚如其《甲午元日》一诗所写：“端平甲午臣八岁，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几人已死一人留。”方回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去世，寿终八十有一，年岁愈久，煎熬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