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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2026年3月5日，是董必武诞辰140周年纪念日。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场走出的中共创始人，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路走来，最后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总是以“补洞洞”“跑龙套”自喻。他曾告诉女儿董良翚：“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钹，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
或许正因此，董必武很多时候都扮演着稳定大局、承上启下的“压舱石”角色。他也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位卓越领导者。董必武长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有人感叹，他就像一位能预知未来的穿越者，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生从未改变信仰，也几乎没有走错过路，无论经历什么风浪，始终行稳致远，善始善终。
董必武（1886—1975） 图/ 《董必武传》
“两湖毛董”
在今天的中共一大会址陈列馆中，有一句董必武1956年视察时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话出自《庄子》，意为事物开始时单纯细微，后来变得纷繁壮大。
出席一大时，董必武35岁，毛泽东27岁。同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曾回忆，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
在董绍壬看来，作为湖北人，又是清末秀才，董必武骨子里有一种文人的斗争性。他是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由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资历和威望，蒋介石多次想拉拢他，都被他拒绝。
一大代表们后来命运殊途，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并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始终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在湖北发动拥有200多万农协会员的农民运动，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一道，推动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故当时有“南陈北李、两湖毛董”之说。“四一二政变”前夕，董必武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与毛泽东稍后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谋而合。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董必武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后期毛泽东遭到排挤，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董必武常与一些年轻干部谈心，劝他们不要跟着博古等人跑，更不要参与批判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董必武常与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瞿秋白等一起议论形势，都支持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
长征时期，董必武被分配担任总卫生部妇女队队长，也称为“家属队长”。他曾对女儿董良翚回忆：“带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叫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嘛！”
每到宿营地，分房子是个大难题，常有争房子的事发生。工作人员来找董必武，他只有一招：“把最坏的房子，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这样，房子就分得下去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要生产了，大部队已撤离，只有董必武和一个后勤人员及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外坐等。远处枪声可闻，工作人员要急疯了，董必武却稳稳坐着。等孩子终于生下来，他们前脚出村，敌人后脚就进了村。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尊称比他大7岁多的董必武为兄，后来党内皆尊称其为“董老”。
“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必武奉命来到国统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他担任统战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董必武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乎每天一起分析形势，共商大计。这些民主人士召开的座谈会、聚餐会，每周一两次的集会，他几乎每会必到。
鲜特生的寓所“特园”成为他们常去的聚会地点。民盟总部设在这里，民盟负责人张澜也住在这里。董必武称特园为“民主之家”，后来由冯玉祥书写匾额，张澜题写楹联。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见了赞叹不已，称为“三绝”。
董必武很重视争取地方实力派。他派人联络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做他们的工作。刘文辉回忆，自己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与董必武的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
抗战后期，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封锁，南方局把公开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通过讲演会、纪念会、座谈会、祝寿会等多种方式做统战工作。
1944年初，经毛泽东批准，南方局决定为1946年才满60周岁的董必武提前贺寿。元旦这天，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集会，为董必武庆祝60大寿，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张申府等民主人士也到会庆贺。
中共中央给董必武发来贺寿电，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和“模范的领导者之一”，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老战士，现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陶行知在祝寿诗中称其为“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称其为“韧性斗士”。
在董必武和周恩来的团结带领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董必武还参与领导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他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在胡宗南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谈话。他说：“恩来同志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并送给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初，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的愿望。在董必武的说服下，她放弃了这一打算，利用朱家骅老部下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并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此后，她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十余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以及蒋介石主持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
1945年，董必武在重庆秘密会见了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多年的老党员郭汝瑰，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承诺待他用行动经受组织考验后恢复其中共党籍。郭汝瑰此后担任了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绝密作战计划，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董绍壬说，董必武做情报工作的站位和眼界比较高，坚决又灵活，能准确把握情报的使用时机。陈毅曾说：“董必武的一封信、一封电报，抵得上十万大军。”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英、美四国决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中共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要员也认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则主张接纳中共代表，并且提出，董必武就可以担任代表。
顾维钧后来回忆，他在驻法大使任上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在他印象中，董必武年事虽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两人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差距。
最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接受中共代表。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1945年6月26日，他和顾维钧等其他7位代表一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名字。从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在纽约停留了4个多月，会见了各方面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社会上层人物，筹划出版了英文的《中国解放区实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解放区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和威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恢复设置，董必武担任书记。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和谈之门最后关闭，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10余人飞返延安。董必武留下主持南京、上海的工作，继续与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罗隆基等保持联系，多次晤谈，予以引导。直到1947年3月，他才率中共驻南京、上海工作人员74人，周密地撤离南京。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依法办事是中心环节”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被任命为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在1950年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代理政务院总理），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曾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科。由于拥有当时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法律专业背景，他成了党和国家在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
1949年10月，董必武在政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完善的法律。他领导政法部门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各项重要法规，以及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具体法令。
为解决政法人才匮乏的问题，他推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陆续成立政法学院。同时，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
根据他的提议，中央指示各地设立检察机关。到1951年1月，全国已建立检察机关458个。那时常有人提出检察工作“可有可无”，董必武说，维护国家法纪的机关必须存在。
在1953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指出：“司法工作当前的严重问题有两个：就是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杀。”他还说：“乱捕和刑讯要禁，而且不只一次禁，要三令五申地去禁；禁到三令五申以后，还有再犯乱捕和刑讯逼供的人，那就应当受法律制裁。对错捕、错押的人，应该采取迅速的步骤去查明释放，不要迟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领导和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从中央到地方设四级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避免了过去三级法院终审的弊病；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权的唯一行使机关，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这次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提出：“我认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阐释，依法办事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进入195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右派斗争中，一股“左”的思潮冲击着政法战线。董必武的一些主张和观点，开始受到指责。
1958年5月到8月，董必武奉命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四国。这期间，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进行了整风，董必武的思想和主张受到了不点名批判。
董必武回国后，照常参加了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他既没有向中央写报告，陈述己见；也没有在会议上发言，做任何解释。
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董必武得知会议将研究新一届国家机关人选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不再推荐他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也不安排他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4月18日，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副主席。
“深信前途会伐柯”
卸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职后，董必武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套两进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每年都要回湖北老家走走。有一年，女儿董良翚陪他回了湖北。她注意到，无论到哪里，父亲总是对秘书说：“因为我是个闲人，有时间出来走走。别人都是忙人，有工作。尽量不麻烦地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等来看他，他总是十分不安地说：“我是个闲人，给他们这些忙人添了麻烦。”
1966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书记。接到这项任务后，他认真做了思考和研究，并与各方面进行了协调。但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还没开展就被搁置下来。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陷入停滞，1969年后才开始恢复。这一年起，中国政府陆续与各国互派新任大使。作为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要接受国书、会见外宾，承担起了大量外事工作。
通常接受国书只需要做短暂的礼节性交谈，董必武却将之当作增进两国友谊的机会，总是认真做足准备。接受国书后，他常与驻华大使们长谈一两个小时，其熟悉程度让外交部陪同接见的人员都感到惊讶。
1973年8月，董必武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段时间，谷牧请董必武题字，他题写了“群言堂”三个大字；几天后，他又题写了这三个字，赠给王震。小儿子董良翮在河北晋县周头公社上山下乡，他为晋县县委、公社党委和大队都题写了这三个字。在甘肃的侄女婿来看他，他还是题写这三个字。
1974年10月，他接到通知，参加翌年1月在北京开幕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医生力劝身患重病的他留在广州治疗，但他执意返京参会。他说：“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儿。”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虚岁）寿辰，全家人都从北京赶来广州为他祝寿。那时他已确诊肝癌，他明白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坚持要和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合影，和全家人合影。
董必武一生留下了1300多首诗作。那天，像往年过生日时一样，他又为自己写了一首《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4月2日，董必武逝世。听到消息，正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整整听了一天宋人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的唱片。这首词写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董良翚曾说，以前她对父亲所做工作的了解就只有中学历史水平。董家后辈们真正了解董必武，是在他逝世后，从参与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开始的。
2014年年底，长孙董绍壬开始收集董必武的书信。2016年，《董必武家书》出版，其中有董必武写给妻子、儿女、子侄及同辈书信共68封，小到家族婚丧嫁娶、生孩子起名，大到对治国大政方针的思考。
几乎每年清明节，董家后人都要去位于湖北黄冈红安县的董必武故居纪念园祭奠。2000年重阳节，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至此处。
在今天的湖北，武汉中学门口矗立着一尊董必武雕像。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董必武1920年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墙上刻着他当年亲拟的校训“朴诚勇毅”。董必武纪念馆前广场上，矗立着董必武“依法治国”国策碑，上面刻着“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12个大字。
董必武诞辰140周年前夕，由董绍壬担任会长的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推出了非虚构红色短剧《石榴花开》。剧名源自董必武故居内陪伴他成长的一株老石榴树。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董必武遭当局通缉追捕，这棵树也惨遭刀砍火焚。没想到次年春天它重发新枝，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
（本文参考了《董必武传》《董必武文集》，董良翚《忆我的爸爸董必武》）
发于2026.3.16总第122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压舱石”董必武
记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