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找了个由头把他革职，等于砍了魏忠贤的左膀右臂。

接着有个御史胆子大，上了道奏折列了魏忠贤十大罪，崇祯故意把奏折留中不发，让魏党内部先慌起来。

最后一道圣旨把魏忠贤发配凤阳，半路上魏公公知道没好果子吃，就在客栈里上吊了。

本来以为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可当时就有老太监偷偷说，"小爷这是把能捞钱的主儿给办了。"那会儿没人当回事，都觉得魏忠贤是大奸臣，死有余辜。

谁能想到，魏公公虽然坏，但他有个本事能从江南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和士绅手里抠出钱来。

天启六年的时候，国库还有2000万两白银的储备，到了崇祯元年，账上就只剩个零头了，这中间差的钱，其实就是魏忠贤搞出来的那些"恶税"。

东林党人的"仁政"，把国家钱包掏空的温柔刀

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人跟打了鸡血似的全回来了，这些人天天讲仁义道德，上来就把魏公公的税收政策全废了。

他们说"不与民争利"，可这"民"指的是谁呢？就是江南那些开工厂、做外贸的士绅家族。

当时万历年间江南纺织业雇工就有50多万人，海上贸易每年能赚上千万两白银，这些钱愣是一分税都收不上来。

东林党人自己就是这些家族出身，当然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崇祯元年，新上任的户部尚书对着账本直挠头。

原来魏忠贤在的时候，派东厂的人直接进驻苏州的织坊、闽浙的港口，谁敢抗税就抓起来说你"通敌"。

那会儿光丝绸税、海关税一年就能多收800万两，关宁锦防线的军饷从来没欠过，红衣大炮想买多少买多少。

可东林党人一上台，这些税全停了，国库收入直接砍半，从1200万两掉到600万两。

这下麻烦了，九边重镇的军饷欠了三年，边军哗变从一年3起变成17起。

陕西闹了四年大旱，本来能用来赈灾的钱没了，最后闹到人吃人的地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就是这么被逼反的。

更要命的是，东林党人一边喊着"仁政"，一边又搞出来个"三饷加征"，辽饷、剿饷、练饷加起来，农业税一下子涨了五倍。

你想啊，农民本来就快饿死了，还要多交税，不反才怪，李自成后来喊"均田免赋"，老百姓跟疯了似的跟着他，说到底就是被这税收逼的。

可江南那些富商呢？在东林党人的庇护下，把钱转移到海外，或者买成土地，一分税都不用多交。

崇祯派太监去江南催税，结果被东林党人骂成"苛政猛于虎"，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煤山血书的真相，崇祯到死才明白的道理

1644年春天，李自成的军队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在宫里急得转圈，想让吴三桂带兵来救，可国库连军饷都拿不出来。

他找大臣们借钱，这些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一个个哭穷说家里没钱，结果城破之后，李自成从这些人家抄出的白银就有7000多万两。

崇祯走到煤山上吊的时候，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所以才写下"文臣皆可杀"，其实这事儿不能全怪崇祯。

明朝到了天启、崇祯那会儿，制度已经烂透了，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农业税占了90%，工商税几乎没有，可时代早就变了。

江南的工商业那么发达，却游离在税收体系之外，魏忠贤虽然是个阉人，可他用暴力手段把这笔钱收上来了，勉强维持着帝国运转。

崇祯除掉魏忠贤，等于把这个唯一能从既得利益阶层手里抢钱的人给干掉了。

东林党人看起来一身正气，实际上是为自己家族利益服务，最后把国家给掏空了，唐甄在《潜书》里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这话虽然狠，但放在明末挺合适，魏忠贤是贼，东林党人是贼，崇祯想当明君，结果也成了制度的牺牲品。

杀魏忠贤不是错，错的是没找到替代他的办法。

一个王朝到了需要靠"恶龙"来维持运转的时候，其实早就病入膏肓了，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