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5年间，伊朗国内总共仅制作了约100部影片。外国电影最初被删减放映，随后彻底被禁，电影行业一度濒临崩溃。

不过，在经历初期的严厉打压后，新政权逐渐意识到电影所具有的宣传功能，开始尝试将其制度化，使其符合伊斯兰价值观。1982年，伊朗颁布首部电影放映条例，确立严格的审查与分阶段审批制度；1983年成立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作为国家管理与资助电影的核心机构。

至此，电影从革命初期被视为“文化毒药”的媒介，转变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工具。

控制松动，伊朗艺术电影崛起

随着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和霍梅尼的逝世，革命初期的高压氛围逐渐松动。伊朗社会在疲惫与重建中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电影创作也从教条主义宣传，转向更具人文关怀与艺术探索的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最早实现突破的是“儿童电影”。这种题材的选择是策略性的，在严格的道德审查标准下，成年人的故事极易触碰禁区，而以儿童为主角，则可以避开很多关于性别隔离、身体接触的禁区。于是，伊朗最有才华的电影人纷纷投入“儿童视角”的电影创作。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

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影片讲述一个孩子为归还作业本而踏上旅程的故事，通过孩童的视角，揭示成人世界的冷漠与僵化。整部电影的影像风格质朴、平实，却蕴含丰富的深层意义，一举打开了国际观众对伊朗新电影的兴趣。

1989年，伊朗政府放松了控制，开始允许此前被禁的电影上映，随后又进一步取消了剧本审批要求。阿巴斯凭借国际声誉，也开始能够获得伊朗以外的资金拍摄电影，这让他的艺术探索能够更加自由。

《特写》（1990）

随后，阿巴斯不断在形式与现实之间探索电影的边界。1990年的《特写》让当事人“扮演自己”，将纪录与表演交织在一起，探讨电影如何逼近现实；1994年的《橄榄树下的情人》在现实与拍电影的过程之间反复穿梭，展现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1997年《樱桃的滋味》更是涉及到自杀行为的合法性等议题，并最终斩获戛纳金棕榈奖。

阿巴斯善于把极简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哲学沉思，把纪录与虚构交织成关于“真实”的追问，把电影变成一种诗性思考的形式，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

《纯真时刻》(1996)

与阿巴斯同时代的另一位重要伊朗导演是莫森·马克马尔巴夫。相比之下，他的作品更具政治锋芒。比如，《纯真时刻》通过自身经历反思革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坎大哈》则展现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将镜头对准阿富汗的性别与社会问题。

1997年，偏自由派的政治人物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总统。他主张“文明对话”，尝试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也相对放松了文化审查。在这一时期，伊朗电影迎来新的繁荣。阿巴斯、马克马尔巴夫等老一代导演持续活跃，贾法·帕纳西等新生代创作者也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高压回归，电影人顽强反抗

然而，伊朗电影相对自由的时代在2005年戛然而止。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严格的审查制度被重新实施，大批电影被禁。

在内贾德当选后，马克马尔巴夫及其家人离开了伊朗。阿巴斯虽然继续居住在伊朗，但直到他于2016年去世，他的大多数电影都只能在海外拍摄。

从那之后，阿斯哈·法哈蒂、贾法·帕纳西和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成为了伊朗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扛把子”。

《一次别离》（2011）

面对严格的审查，法哈蒂选择绕开最尖锐的政治议题，聚焦于家庭与日常伦理冲突。他的作品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与道德困境，揭示社会结构中的裂缝。在看似私人化的叙事中，观众却能看到制度、伦理、法律、性别的困境如何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聚焦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一次别离》。

帕纳西与拉索罗夫则采取更直接的对抗姿态。两人多次因作品触及禁忌而遭到审判、软禁或禁止创作。然而即便在被官方封杀的情况下，他们仍以隐秘拍摄、地下传播等方式完成创作。

2010年，为清算“绿色运动”，伊朗当局对电影界展开大规模抓捕。贾法·帕纳西被判处6年监禁，并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虽然判决最终未被完全执行，但长期禁令迫使他的创作转入“地下”状态。在严格限制之下，他仍接连完成《闭幕》《出租车》《无熊之境》等作品，持续进行表达。

《普通事故》（2025）

2022年，伊朗爆发被称为“头巾革命”的抗议浪潮，帕纳西于当年7月再次被捕并入狱，直至2023年2月通过绝食抗议获释。这段牢狱经历成为他新作《普通事故》的创作源头。

影片的制作过程异常艰难。剧组无法与德黑兰的公司或工作室合作，也不能使用云端软件，剪辑师只能依靠一台老旧电脑全程离线剪辑，而软件则需提前在境外下载更新。拍摄方式同样非常规，为避免剧本外泄引发风险，剧组没有完整剧本，帕纳西每天早晨才向演员发放当天的对白与场景安排。

与帕纳西命运相似，拉索罗夫也在2010年被判刑。2017年，他的作品《谎言》在戛纳首映，这部电影矛头直指政府，引发当局不满，拉索罗夫的护照在回国后被没收。

《无邪》（2022）

此后，拉索罗夫将妻女转移出境，自己留在伊朗继续创作。2022年，《无邪》在柏林电影节斩获金熊奖，但因旅行禁令，他无法亲自领奖。直到2024年5月，伊朗法院判处他8年监禁及鞭刑，他才携新作《神圣无花果之种》离开伊朗，流亡欧洲。

在重重限制与风险之下，伊朗电影人的创作从未中断。无论未来伊朗的政治走向如何，这种在压抑环境中生长出的创造力，都不会轻易消失。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